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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人惊讶于宋朝的财政收入远高于唐朝，而财政还常常拮据。殊不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费。那时，一个禁军士兵每月的总收入折合成铜钱大约为二至三贯，再加上其他军费开支，九十万军队的月开支估计不会少于三四百万贯，折合成每年的军费，将高达三四千万贯。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对朝廷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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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多次提出裁减军队，但都因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早在朝廷与辽国签订和约之初，先帝赵恒就意识到禁军中“年老患病的人很多，应该精简”，但当枢密使王继英提出大刀阔斧裁军的奏议时，皇帝又后退了，说：“你说得虽然对，但现在刚与北边的敌人和解，刚允许西面的戎人纳贡，假如立即裁军，恐怕引起军队的情绪不稳，他们会说：现在国家不需要我们了，为了省钱就要把我们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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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8年春天，向敏中对先帝赵恒说：“现在边境安宁，军队数量却未见减少，怕只会增加无谓的开支。”皇帝回答说：“现在京师的兵力可以想法裁减，只保留精锐部分。”可是朝廷最终下不了决心，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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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朝廷养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差，甚至军队管理都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朝廷内部的叛乱，绝大多数都与士卒哗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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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队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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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初，本朝的官员数量并不多，但随着年岁日久，通过科举、荫补及其他途径进入体制内的人越来越多，官僚队伍逐渐臃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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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朝的传统又善待官员，这些人只要一入仕途，只要不是犯特别严重的错误，一般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如此只进不出，官员的数目急剧膨胀，经常一个岗位许多人盯着，为此有些官员长时间得不到升迁，反而牢骚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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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1年，朝廷曾下决心淘汰多余官员，这年六月，各路总计裁减了19.6万人。可是从此以后，朝廷就没有了类似的动作，以至到公元1017年时，向敏中不得不提醒皇帝：“太祖、太宗朝，阁门祗候不过三五人，他们的职责只是引导百官参拜皇帝而已。如今他们的人数超过数百人，而且还在不断任命。他们的俸禄优厚，许多都是滥竽充数而提拔起来的，应该降旨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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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此很为难，应付说：“他们本是承袭惯例任命的，应当慢慢想办法。”他说的慢慢想办法，实际上等于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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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先帝为了显示宽仁，还盲目增加官员的待遇。公元1005年，他就下诏，退休官员一律享受半薪。而在此前，朝廷延续唐朝旧制，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给退休官员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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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5年，荆州知州马亮上奏，说：“一般官员职田的俸禄过于优厚，请求两三年间停止支付，借以减轻财政负担。”他自己声明，放弃本年自己应得的四百二十余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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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中侍御史王奇也请求朝廷取消职田，先帝不以为然，为此下诏说：“朕用职田接济各级官吏，本意是想让他们丰衣足食，借以要求他们廉洁谨慎罢了，王奇不明白朝廷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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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赵祯亲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需要应付诸多难题，可宰相张士逊是个文士，只知风雅，不懂治世经济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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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迫切需要一个能干的宰相，可是谁能行呢？皇帝认为还是吕夷简比较合适。恰巧，刘涣事件给了他一个原谅吕夷简的机会。刘涣是个小官，曾经上书请求刘太后把政权还给皇帝。太后发怒，命令在他的脸上刺字，将他发配白州。当时，太后已经生病，吕夷简故意拖延，没有立即执行。这件事被皇帝知道了，他因而推论吕夷简非太后一党，可以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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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3年十月底，朝廷罢免张士逊，任命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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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任命一个能干的宰相，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帝国的疾病，吕夷简能做的不过是修修补补、应付难关，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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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祯真正应该做的，是彻底改变先帝赵恒的治国方略，变柔为猛，变宽仁为严苛。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先朝的偏差，保证帝国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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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赵祯继承他父亲的基因太多，性格比他父亲还要宽仁，比他父亲更是个好人。他注定了要延续他父亲的基本国策，也注定了要积贫积弱，遭受冗兵、冗官与李元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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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怨先帝赵恒，还是怨赵祯自己的性情？这或许是一个王朝无可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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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谴责他们父子的意思，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父子治下的大宋，政治清明，社会开放，人民安居乐业，文化事业发达，几近于小康，为历代王朝所罕见，是个让人留恋的温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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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追求温情治世却要付出代价，因为那意味着需要牺牲效率与纪律，需要不断地向利益集团妥协。如此，则强盛之梦只能是个渐行渐远的梦了，鱼和熊掌从来不可兼得，鱼有鱼的美妙与缺陷，熊掌有熊掌的魅力与遗憾，温情与铁血难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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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择公元1013年为切入点，不仅因为其与公元2013年正好契合，而且还因为那一年及其前后数年，为大宋朝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可以说是那个温情盛世的高点。它看上去国泰民安，社会富足，内里的矛盾与斗争却开始酝酿，有些灾患也已经隐隐显露，颓弱的地方和四边兴起的强敌在不断摇晃着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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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比照千年后的公元2013年，或许具有某种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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