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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队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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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初,本朝的官员数量并不多,但随着年岁日久,通过科举、荫补及其他途径进入体制内的人越来越多,官僚队伍逐渐臃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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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朝的传统又善待官员,这些人只要一入仕途,只要不是犯特别严重的错误,一般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如此只进不出,官员的数目急剧膨胀,经常一个岗位许多人盯着,为此有些官员长时间得不到升迁,反而牢骚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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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1年,朝廷曾下决心淘汰多余官员,这年六月,各路总计裁减了19.6万人。可是从此以后,朝廷就没有了类似的动作,以至到公元1017年时,向敏中不得不提醒皇帝:“太祖、太宗朝,阁门祗候不过三五人,他们的职责只是引导百官参拜皇帝而已。如今他们的人数超过数百人,而且还在不断任命。他们的俸禄优厚,许多都是滥竽充数而提拔起来的,应该降旨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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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此很为难,应付说:“他们本是承袭惯例任命的,应当慢慢想办法。”他说的慢慢想办法,实际上等于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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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先帝为了显示宽仁,还盲目增加官员的待遇。公元1005年,他就下诏,退休官员一律享受半薪。而在此前,朝廷延续唐朝旧制,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给退休官员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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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5年,荆州知州马亮上奏,说:“一般官员职田的俸禄过于优厚,请求两三年间停止支付,借以减轻财政负担。”他自己声明,放弃本年自己应得的四百二十余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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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中侍御史王奇也请求朝廷取消职田,先帝不以为然,为此下诏说:“朕用职田接济各级官吏,本意是想让他们丰衣足食,借以要求他们廉洁谨慎罢了,王奇不明白朝廷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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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赵祯亲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需要应付诸多难题,可宰相张士逊是个文士,只知风雅,不懂治世经济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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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迫切需要一个能干的宰相,可是谁能行呢?皇帝认为还是吕夷简比较合适。恰巧,刘涣事件给了他一个原谅吕夷简的机会。刘涣是个小官,曾经上书请求刘太后把政权还给皇帝。太后发怒,命令在他的脸上刺字,将他发配白州。当时,太后已经生病,吕夷简故意拖延,没有立即执行。这件事被皇帝知道了,他因而推论吕夷简非太后一党,可以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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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3年十月底,朝廷罢免张士逊,任命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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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任命一个能干的宰相,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帝国的疾病,吕夷简能做的不过是修修补补、应付难关,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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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祯真正应该做的,是彻底改变先帝赵恒的治国方略,变柔为猛,变宽仁为严苛。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先朝的偏差,保证帝国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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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赵祯继承他父亲的基因太多,性格比他父亲还要宽仁,比他父亲更是个好人。他注定了要延续他父亲的基本国策,也注定了要积贫积弱,遭受冗兵、冗官与李元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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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怨先帝赵恒,还是怨赵祯自己的性情?这或许是一个王朝无可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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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谴责他们父子的意思,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父子治下的大宋,政治清明,社会开放,人民安居乐业,文化事业发达,几近于小康,为历代王朝所罕见,是个让人留恋的温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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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追求温情治世却要付出代价,因为那意味着需要牺牲效率与纪律,需要不断地向利益集团妥协。如此,则强盛之梦只能是个渐行渐远的梦了,鱼和熊掌从来不可兼得,鱼有鱼的美妙与缺陷,熊掌有熊掌的魅力与遗憾,温情与铁血难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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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择公元1013年为切入点,不仅因为其与公元2013年正好契合,而且还因为那一年及其前后数年,为大宋朝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可以说是那个温情盛世的高点。它看上去国泰民安,社会富足,内里的矛盾与斗争却开始酝酿,有些灾患也已经隐隐显露,颓弱的地方和四边兴起的强敌在不断摇晃着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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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比照千年后的公元2013年,或许具有某种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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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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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观察使曰宋之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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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没有完美,只有合适。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终极的理想社会制度,梦想着创立一种万世不变的社会制度,不仅是徒劳,而且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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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到真宗时代,已把祖宗之法演练到了极致。老子讲物壮则老。马克思讲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宋朝达到黄金的节点后,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改变旧有的路线,否则,不管怎么走,都注定了是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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