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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数七，州、县地方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规定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为官，且需三年一轮换，以免他们培植私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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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不追求对外扩张，从战略上消除藩镇复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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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期实内虚外的战略之所以被破坏，形成拥有重兵的十大边疆节度区，根本原因是李靖、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一班名将太能干，对外扩张得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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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对唐朝的教训印象深刻，他并非是对汉唐的旧疆没有兴趣，而是不敢有兴趣，因此才有了用玉斧划大渡河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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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兴文教，抑武事，从文化上根绝藩镇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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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赵匡胤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密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后来的新天子即位之时，由新天子独自恭读。内容有三，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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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不仅给读书人荣耀、地位、厚禄，还给了他们尊严与言论的自由，而对武人，则只给他们钱财宅第与舞儿歌女，刻意消解他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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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推行仁政，以柔治国，尽量让人民对朝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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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这套组合拳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分散军权，严防武臣获得力量，二是保证君强臣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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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的推行，在宋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其对内的强硬统治，让宋朝较为稳固地存活了下来，取得了长治久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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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任何制度推行到极致，都容易走向它的反面。宋朝到真宗时代，这套制度就推行到了极端，以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也是宋朝对外一步步走向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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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为阻止强有力的军事将领出现，专使用一些平庸的将领担任前敌统帅。甚至，当面临辽军打过黄河的危险之时，宁愿准备放弃京师南逃，也不打算放手任用荆嗣、杨延昭等优秀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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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即便在战时，也不肯容忍一丝尚武之气。公元1002年，代州进士李光辅，凭借剑术，请求朝廷晋用。按理来说，此时朝廷正面临辽国与李继迁两方面的严重军事威胁，极需军事人才，应该表示欢迎，但出乎意料的是，真宗居然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嘉奖任用他，百姓就都喜欢击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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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由于中原及江淮各州郡的城池都被拆除荡平，兵甲被收缴，地方官只有一二十名随从可供差遣，因此，权威不重，维护地方治安力不从心，常常被盗匪欺侮。公元1000年，濮州的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夜间竟然被盗贼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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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军队建设不以“能打仗、能打胜仗”为导向，而是作为维稳的工具，结果越来越臃肿，越来越没有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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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9年，太常博士石待问上书言时务，请求朝廷“选将练兵”以备战事，并说：“先朝多用官宦欺压将帅，所以极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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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大怒，说：“下臣指论时政，若涉及朕的过失，虽不近情理，也应宽恕，而石待问以祖宗制度没有之事情，恣意污蔑，这是不能宽容的。”下诏将他贬为滁州团练副使，不得处理州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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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家石待问说的乃是实情，真宗过度反应，是因为石待问的话触及到了祖宗之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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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一味尚文，抑制武事。有个叫尹洙的人，评论当时文武的差别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冀，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犹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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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李继迁死后，朝廷与辽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当时是个消灭西夏的绝佳机遇期，而朝廷居然不肯抓住这个机遇，理由是省军费，安黎民，不经意间为未来兵连祸结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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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真宗时，尤其到他执政后期，军方干政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藩镇滋长的土壤也已被彻底铲除，不需要再把祖宗之法继续坚持深化下去了。相反，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变成了军队臃肿疲软与官府效率低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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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他执政时四海清平，这些矛盾尚不算明显，但到他儿子仁宗执政时，由于西夏军事上的崛起，这两个问题又突显了出来，而且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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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真宗只知道消费祖宗之法留下的红利，享受繁荣与富足，得过且过，而不知道为后世做出长远的规划，消减后世子孙的困难。从这方面讲，他对宋朝的积贫积弱负有主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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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病之根，都是在健康之时埋下的；一个王朝的最大祸患，都是在繁荣昌盛中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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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此后的种种祸难，一直到徽、钦二帝的悲剧，不纯是天命，而主要是人的失误。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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