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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契丹新订立的盟约墨迹未干，西夏大军又一次大举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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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李元昊入寇镇戍军，宋将葛怀敏率军迎敌。在宋夏战争中，宋军作战虽然积极，在兵略机谋上却远不及李元昊，这位西夏皇帝善于用兵，精于伪装，总能设下圈套，引诱对手上钩。葛怀敏的军队在定川寨又遭到西夏军队的围攻，阵亡九千余人，其中包括主将在内的十六名将官。李元昊挟胜利之威，长驱直入，攻入渭州，烧杀抢掠，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陕西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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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战争开战三年，三次会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军无不败北，而李元昊则创造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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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元昊并非真正的胜者。几年战争下来，他有点吃不消了。大宋帝国虽然损兵折将，但财力还在，人员可以得到及时补充。西夏本来就不富裕，战争更加深了经济的恶化。在经历几次挫折后，大宋边防在范仲淹、韩琦的主持下，也有很大的起色，防御能力大大提高了。这些都迫使李元昊不得不考虑与大宋和谈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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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西夏与宋和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夏与辽国的关系逐渐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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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在萧太时统治时，曾多次发动对党项人的战争，控制了党项人的一些地盘。李元昊称帝后，不仅不把大宋放在眼里，对契丹辽国也是心有不满。1043年，西夏出兵，讨伐归附契丹的党项人。辽兴宗十分不高兴，派出使者，严厉谴责西夏的侵略行径。但是李元昊不为所动，加紧策划党项人脱离辽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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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1044），原本归附契丹的党项部落叛入西夏。辽兴宗岂能同意，他马上发动大军前往镇压党项人。李元昊率西夏军队前来支持党项人的叛乱，实际上也等于向契丹宣战。心高气傲的辽兴宗大怒，下令征全国诸道兵马，在西部集结，准备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与辽国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对李元昊来说，必须尽快与宋帝国达到和平，不然就陷入两线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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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大宋和解，李元昊放下面子，取消皇帝称号，改用国主称号，并向大宋称臣。而后，西夏使者抵达开封，与宋朝商议和谈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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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夏谈判期间，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率契丹大军，西征西夏，兵分数路，分进合进。李元昊重施故伎，一路撤退。辽兴宗岂肯放过，全力追击。哪知大风忽起，西夏原本是比较干旱之地，多荒漠，风一起沙土飞扬，辽军逆风而进，战士们的眼睛完全睁不开。老天爷真是帮了李元昊的大忙，他当机立断，率师反扑，大败辽军。看来李元昊不愧是一代枭雄，不论大宋还是辽国，都败在他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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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胜，加重了李元昊与大宋的谈判筹码。在辽军溃败后的第二个月，宋夏达成和议，这个和议有点好玩。首先，西夏向大宋称臣，但是注意哦，大宋每年要交给西夏13万匹绢、5万两银以及2万斤茶，说得好听点，是朝廷赐给的赏金，说得难听点，就是被西夏勒索。这些还不是全部，在乾元节（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节日，西夏前来祝贺还可以得到2.2万两银、2万匹绢及1万斤茶。大国被小国勒索，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付出这么多，换得西夏的“臣服”，保住帝国的面子，这也是宋仁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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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960-1279 二一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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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战争，把宋朝的各种弊政全都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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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大宋开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当初那种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之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偶尔可能冒出一两个中兴之君，但也不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为什么呢？其一，开国君主多是马上得天下，那种在乱世中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后世君主所缺乏的；其二，不管最初的国策如何好，时代在变，如果只知道因循守旧，日久则生弊，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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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宋太宗都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非凡的能力与见识。宋太祖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虽然本领不及哥哥，却也能平定北汉，与辽国对峙。但是到了宋真宗时，便可看出帝国失去进取心了，趋于保守，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丧权辱国，开了一个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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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契丹和解后，宋朝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了战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也繁荣了，政治上也相对清明。史家把这段时期吹嘘为“咸平之治”，不过这个充其量就是小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大治相比，差距不小。宋真宗除了对外软弱之外，还有一点得批评，那就是他特迷信，沉迷于宗教中，曾经搞个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劳民伤财。在他执政后期，奸臣当道，有“五鬼用事”之说，这也造成了吏治上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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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泡沫在西夏凌厉的攻势下被戳穿了。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帝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这样，大宋帝国在岁币的支出，每年增加大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最后，还是要分派到老百姓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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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僚阶层暮气沉沉，国家大权把持在一班守旧的老官僚手中。空前的危机降临帝国了。1043年，正当帝国被西夏打得溃不成军时，国内的动荡也开始了。该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起义，纵横数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紧急调派几路大军“围剿”，总算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又爆发商州张海、郭邈山的起义，原因是饥荒，没得吃饭。这次起义坚持了四个多月，转战十余州，震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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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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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战争暴露了老官僚的腐朽无能，也使得一批有才干的改革派官员脱颖而出，其中便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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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七件事：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韩琦所提的建议，还是停留在表层，可以说是温和的改革。七件事中，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为一件，就是武备之事；经营洛邑这种事也算不上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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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奏疏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涉及许多国家根本的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此见解目光宏远，足其见政治家之远见卓识。那么，宋朝的政治，弊端在哪里呢？又要从哪里下手呢？范仲淹抛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改革方案，要点有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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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的吏治很容易沦为官僚主义，趋于平庸化，官场进阶讲的是排资论辈。管你做好做坏，时间到了，自然升迁一级。这是很大的弊病，造成统治阶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因此范仲淹飞出的第一刀，指向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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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于国家，朝廷便照顾其子孙，让他们得以享有特权。这就造成人才选取，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老子的庇护，没有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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