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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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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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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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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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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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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韶离开河熙奔赴朝廷之后，西蕃的势力又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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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倒算，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一时间恶化了，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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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非但是一流的战略家，也是一流的将军。抵达熙州后，他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以切断木征的后援。此计果然大获成功，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然而王韶并不罢手，他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打得木征走投无路，最后只得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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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地；后又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奇迹般的表演，非但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同时对改革派也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王韶之所以能立不世之功，与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也以伟大的胜利，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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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王韶有这样的评论：“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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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一举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勋业，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是奇人也。有人戏称他为“三奇副使”，三奇，指是是奇计、奇捷、奇赏。奇计，说的是他的平戎奇策；奇捷，是他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胜利；奇赏，指的是他最后官至枢密副使，跟以前的包拯包大人一样大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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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960-1279 二五 新旧党争：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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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便备受攻击，风雨飘摇，然而新法却能在一片反对声中顽强地推行，这全倚仗着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这把保护伞便是神宗皇帝，这位胸怀大志的皇帝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即便是在王安石辞职后，变法运动仍然维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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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史书称他“去华务实”，并不热衷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在生活上比较节俭，对民间疾苦比较关心，不务虚名。应该说，他是继仁宗皇帝后的又一个好皇帝。可惜的是，神宗皇帝寿命不长。公元1085年，他去世的时候不过三十八岁。神宗皇帝一死，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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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十岁的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十岁的小孩子如何统治国家呢？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法的保护伞倒了，帝国的政策将何去何从呢？高太后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是继续维持新法呢，还是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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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臣从洛阳来到京城，为神宗皇帝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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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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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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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司马光刚刚完成了一部史学巨著，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部头的编年史，早在宋英宗末年，司马光就开始着手编撰这部史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熟悉历朝历代史事，“知兴亡”，“明得失”，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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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便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以前我们教科书里总说司马光是守旧派分子，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王安石的激进相比，司马光确实比较保守，但他对新法的攻击，并非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新法的确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时代，司马光的立场显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阳当了个西京留台，说白了就是个闲差，总计待十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著史，不问政事，与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为中国史学再增添一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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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马光这样对历朝史事烂熟于胸的人，高太后当然十分倚重，谦虚地向他求教国家的大政方针。司马光的答复是：“朝廷应当下明诏、开言路，凡知朝政缺失与民间疾苦者，皆得尽情亟言。”就是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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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一听，也对，便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缺失。我们前面曾说过，王安石的变法，理想高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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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就走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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