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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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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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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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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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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960-1279 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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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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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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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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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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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诠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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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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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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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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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死后，朝中主和派更加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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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思退是人如其名，一心“思退”，不求进取。为了和议速成，他竟然尽废边备，罢筑寿春城，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撤海、泗、唐、邓四州之兵。张浚为抗击金兵所做的努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南宋自毁长城，金兵却毫不客气。为了迫使南宋接受和议，金兵乘机南下，连续攻克楚州、濠州、滁州。东南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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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汤思退罪无可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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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下旨，将汤思退流放永州。但是这样轻的惩罚怎么能平息众人的愤怒呢？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痛陈汤思退等人怀奸误国，以致金兵长驱直入，乞斩汤思退以谢天下，并请求皇帝起用陈康伯、胡铨、虞允文等主战派人士主持国事。当汤思退听说一大群人上书欲置其于死地时，刀还没上架，自己就被惊吓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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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方面，金世宗无意与南宋陷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史书称金世宗“性仁孝，沉静达理”，他是金国历史上难得一位贤君。鉴于之前金熙宗、金帝完颜亮都是残暴之君主，金世宗上台后，力求休养生息，急欲与南宋媾和。他发兵攻打楚州等地，乃是以武力迫和谈，并非像完颜亮那样想征服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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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方面，主战派领袖张浚与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于同一年都死了。主战派北伐固然出师不利，但主和派放弃边备，情况更糟。特别经汤思退这么一折腾，南宋朝廷不得不最后选择议和的方案。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争取更多权益，便成为南宋对金的主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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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两国疆域仍然按照绍兴和议所划定的界线，即东为淮河，西为大散关；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南宋归还金国战俘，但对于叛亡者则不予遣返；宋不再向金称臣，而称侄，在国书的格式方面，宋致金的格式为“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而金致宋的格式为“叔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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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南宋政府是做出让步的，特别是领土方面，放弃所收复的土地。金世宗同样做出一点让步，不再追回南逃之人，也同意岁币减五万。这样，双方在互派使者往来后，于乾道元年（1165），订立新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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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乾道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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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乾道和议中，南宋方面争取到若干权利，但对于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志始终未泯灭，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复到北宋时代的全盛水平。然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不是立竿就能见影的，特别是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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