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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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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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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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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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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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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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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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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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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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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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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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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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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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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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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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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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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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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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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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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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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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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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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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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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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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