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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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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6]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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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启深思——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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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引起上自广大社会主人,下至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一些身居中央工作岗位的公仆也屡次指出,贪污腐败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在此情势下,《中国反贪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家作主的广大社会主人的迫切需要。当然,也许也有不喜欢或讨厌的,他们只能是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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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争论命题,其中涵盖了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内容,在此不必论述。应当指出,义利之争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面对着社会的变迁,知识分子们对世道的透视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各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道路,却是五光十色。曲学阿世之士,也许他们口头上并非不能冠冕堂皇地说一通,也能对腐败发一点有限度、有节制的牢骚,但在骨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无非是抓住机遇,浑水摸鱼,参与一些分享实惠的腐败,以捞取多多益善的实惠,为最高理想。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利的一边。但是,中华自古以来,也从来不乏见义勇为、慷慨许国之士。如陆游传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7] 的不朽诗句,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呐喊。这些名言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激励着后人。在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费、出版基金等资助下,《中国反贪史》的作者王春瑜(主编)、王贵民、孟祥才、范学辉、宋艳萍、刘精诚、房晓军、李敬洵、张全明、邱树森、南炳文、张献忠、张前进、卢经和邱涛先生,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不长的时间完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瀰先生又是不计成本,将此书作为精品,精心编辑和组织出版,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他们当然是傻瓜无疑。然而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义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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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引用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用以形容自己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却与同道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笔者读到此段时,不由自主地反复咀嚼起来,既颇感耐人寻味,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立的新社会,应与古代的专制社会有本质差别,依照巴黎公社的神圣原则,我们才是社会主人。如果说古代的孟子早已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8]的先进思想,时至今日,任何社会主人就更应当居于任何社会公仆之上,行使他们直接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任何社会公仆的权利,惩处任何贪官污吏的权利,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笔者想来想去,最好还是以社会主人一员的资格,向一群从事《中国反贪史》工作的社会主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方为得体,方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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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反贪史》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钩沉索隐,居然自成体系,已是十分不易,而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但扪心自问,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都足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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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特别是《中国反贪史》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愿意提出几点,作为献芹之意,未必妥当,仅供作者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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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反贪史》中有所论述,但似乎仍嫌单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正如杜甫所歌颂的,“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9]反之,直言贾祸,文字狱如麻,又是衰世的表征。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0]直言兴邦,谀词祸国,永远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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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反贪史》缺乏论述。据宋人笔记《容斋四笔》卷11《御史风闻》、《寓简》卷5等,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而处以诬告等罪,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必须实行风闻言事,即允许公开揭发,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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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保举、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反贪史》的某些章节或缺乏论述,或论述不够充分。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公仆的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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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反贪史》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给今人以启迪。从坏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最高的、最重要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清官固然可敬,但清官决不能根治腐败,一切有识之士为阐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费了多少笔墨。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长期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岂不是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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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依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日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指导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只有简单的两条:一是任何公仆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工人工资原则;二是任何公仆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被直选者罢免,而反对等级授职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看似简单的两条,对腐败问题是可以收到犁庭扫穴之效的。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反腐,除了巴黎公社原则外,我真想不出还有更高明、更先进的指导思想。老祖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够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受用的。王春瑜先生强烈呼吁反腐走出轮回,笔者以为,我们也只能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方得以走出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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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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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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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1]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到元明清三朝,又撤消了谏官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改革时参考。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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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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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者,敢竭诚者,乃是极难。”[12]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人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13] 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 [14]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节死义之臣。”杨大全说:“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臣之志於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15]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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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陈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16]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17]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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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狱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18]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19]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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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又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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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22]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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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 [23]他们官品虽低,可却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24]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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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宋人有一段议论说:“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後世谏官有常职,而言路弥塞。古者工诵箴谏,则百工得以谏也;瞽诵诗谏,则朦瞽得以谏也;公卿比谏,则凡在朝者得以谏也;士传言谏,则庶士得以谏也;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则庶人、商贾亦得以谏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于士、庶、商贾、百工之贱,莫不皆得以谏,是举天下皆谏诤者也,固不待处谏官之职,然後即取以为谏也。岂非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欤?後世不然,立谏官之职,将以求谏,而不知谏诤之路反由此而塞……既以谏诤为职,则不居此职者,皆不得而谏也。有所谏则曰‘侵官’,有所谏则曰‘犯分’,语及天子者则曰‘指斥乘舆’,言关廊庙者则曰‘诽谤朝政’。所以然者,盖由谏官之有定职故也。”[25]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之类,也多少体现广言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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