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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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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6]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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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启深思——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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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引起上自广大社会主人，下至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一些身居中央工作岗位的公仆也屡次指出，贪污腐败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在此情势下，《中国反贪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家作主的广大社会主人的迫切需要。当然，也许也有不喜欢或讨厌的，他们只能是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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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争论命题，其中涵盖了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内容，在此不必论述。应当指出，义利之争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面对着社会的变迁，知识分子们对世道的透视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各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道路，却是五光十色。曲学阿世之士，也许他们口头上并非不能冠冕堂皇地说一通，也能对腐败发一点有限度、有节制的牢骚，但在骨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无非是抓住机遇，浑水摸鱼，参与一些分享实惠的腐败，以捞取多多益善的实惠，为最高理想。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利的一边。但是，中华自古以来，也从来不乏见义勇为、慷慨许国之士。如陆游传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7] 的不朽诗句，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呐喊。这些名言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激励着后人。在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费、出版基金等资助下，《中国反贪史》的作者王春瑜（主编）、王贵民、孟祥才、范学辉、宋艳萍、刘精诚、房晓军、李敬洵、张全明、邱树森、南炳文、张献忠、张前进、卢经和邱涛先生，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不长的时间完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瀰先生又是不计成本，将此书作为精品，精心编辑和组织出版，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他们当然是傻瓜无疑。然而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义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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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引用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用以形容自己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却与同道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笔者读到此段时，不由自主地反复咀嚼起来，既颇感耐人寻味，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立的新社会，应与古代的专制社会有本质差别，依照巴黎公社的神圣原则，我们才是社会主人。如果说古代的孟子早已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8]的先进思想，时至今日，任何社会主人就更应当居于任何社会公仆之上，行使他们直接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任何社会公仆的权利，惩处任何贪官污吏的权利，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笔者想来想去，最好还是以社会主人一员的资格，向一群从事《中国反贪史》工作的社会主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方为得体，方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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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反贪史》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钩沉索隐，居然自成体系，已是十分不易，而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但扪心自问，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都足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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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特别是《中国反贪史》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愿意提出几点，作为献芹之意，未必妥当，仅供作者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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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反贪史》中有所论述，但似乎仍嫌单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正如杜甫所歌颂的，“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9]反之，直言贾祸，文字狱如麻，又是衰世的表征。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0]直言兴邦，谀词祸国，永远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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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反贪史》缺乏论述。据宋人笔记《容斋四笔》卷11《御史风闻》、《寓简》卷５等，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而处以诬告等罪，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必须实行风闻言事，即允许公开揭发，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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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保举、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反贪史》的某些章节或缺乏论述，或论述不够充分。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公仆的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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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反贪史》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给今人以启迪。从坏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最高的、最重要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清官固然可敬，但清官决不能根治腐败，一切有识之士为阐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费了多少笔墨。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长期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岂不是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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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依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日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指导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只有简单的两条：一是任何公仆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工人工资原则；二是任何公仆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被直选者罢免，而反对等级授职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看似简单的两条，对腐败问题是可以收到犁庭扫穴之效的。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反腐，除了巴黎公社原则外，我真想不出还有更高明、更先进的指导思想。老祖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够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受用的。王春瑜先生强烈呼吁反腐走出轮回，笔者以为，我们也只能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方得以走出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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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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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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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1]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到元明清三朝，又撤消了谏官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改革时参考。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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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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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者，敢竭诚者，乃是极难。”[12]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人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13] 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 [14]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节死义之臣。”杨大全说：“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臣之志於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15]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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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陈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16]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17]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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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狱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18]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19]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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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又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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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22]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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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 [23]他们官品虽低，可却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24]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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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宋人有一段议论说：“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後世谏官有常职，而言路弥塞。古者工诵箴谏，则百工得以谏也；瞽诵诗谏，则朦瞽得以谏也；公卿比谏，则凡在朝者得以谏也；士传言谏，则庶士得以谏也；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则庶人、商贾亦得以谏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于士、庶、商贾、百工之贱，莫不皆得以谏，是举天下皆谏诤者也，固不待处谏官之职，然後即取以为谏也。岂非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欤？後世不然，立谏官之职，将以求谏，而不知谏诤之路反由此而塞……既以谏诤为职，则不居此职者，皆不得而谏也。有所谏则曰‘侵官’，有所谏则曰‘犯分’，语及天子者则曰‘指斥乘舆’，言关廊庙者则曰‘诽谤朝政’。所以然者，盖由谏官之有定职故也。”[25]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之类，也多少体现广言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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