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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一下，我个人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会导致阶级的消灭，但至少目前人类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消灭阶级剥削的水平，剥削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在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中，劳动转化为文明大都只能通过剥削这个中介。从这个角度，也可说剥削即使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同样是有功的。但是，现代生产力和文明更要求有适度的剥削，而反对过度的剥削。对于那种不把农民工当人，超时间、超强度、低工资、无工资、没有安全保障等各种资本原始积累式的残酷剥削，甚至还有野蛮的奴隶制，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不应当挺身而出，进行批判和谴责？就不应当动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各种手段，加以制止和杜绝？过去拿夏衍的《包身工》当阶级教育教材，如今却出现了不少更甚于《包身工》的惨痛事例，难道就不是党耻和国耻？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应当唱什么扩大贫富差别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失业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之类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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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先生曾给笔者看一份杂志，赞扬某学者“学贯中西”。一位外行的记者，她能知道多少史学界的内情，无非是按本人之口述，以生花之笔依样画葫芦而已。其实，内行人不是没有掂量过其学问。他的外文水平不高，一般只能说些英语的生活会话，无能力进行专业对话。他对外国史也未作什么研究，发表过有份量的成果。即以中国古史而论，至多也是对先秦到两汉有研究。当然他自有过人的聪明之处，善于做广告，就是其优长。但是，把自己的学问吹到此种地步，是否对自己的学问还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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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是偶尔在电视上的歌手大奖赛上，听到一位先生的转述，说是某个治史者居然在一次高级讲座中说，盛世一千年出一回。当即使我惊诧莫名，这又是哪里来的历史算术？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他讲课的2004年正好又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之后，劳民伤财，装神弄鬼，搞什么天书、封禅之类，又哪里来的盛世？无非是信口胡诌，卖狗皮膏药，又有什么科学精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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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以至史学界中的各式各样的反科学精神，是怵目惊心的。吴以义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强调一下中国人必须重视和培育科学精神，就不能说是无的放矢，而是深中肯綮的肺腑之言。学术界，以至史学界要培育和发展科学精神，只怕首先还是对自己的学问到底有几斤几两，来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做虚假宣传。老实承认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自己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记得自己在中学时，见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对人说，科学家的价值，就在于经常说不知道。实事求是，说起来甚易，做起来甚难。因为任何科学和学问，一方面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有人际关系。实事求是评估学术水平和成果的是非、高低、优劣等，就很可能得罪人。更不论像布鲁诺那样，硬要在科学禁区（科学本来就不应特设任何禁区）充爆破手，踩地雷阵，准备炸个粉身碎骨，这也许是献身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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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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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看了几部楚汉相争的电视剧，感觉都是败笔，其故非他，编导们其实没有真正解读史学名著《史记》，没有领会司马迁的一番苦心，没有把刘邦如实地作为一个流氓无赖，加以刻画。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他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无赖气质。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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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８《高祖本纪》说，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怀孕生下刘邦，看来他是个私生子。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三或老四。刘邦没有发迹时，是个“泗上亭长”，相当于如今的乡村干部。同书卷５５《留侯世家》记载，“汉王辍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而公事！’” 同书卷９７《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从史料上看，秦汉时的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但“而公”和“乃公”其实是古代的流氓自称，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你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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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８《高祖本纪》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其中涉及到古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极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同书卷91《黥布传》也记述说：“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因年代悠远，今人不易了解古人的习俗和感情，仅是“踞床洗”见人的一个动作，今人固然会视为不礼貌，但英布却视为对自己极大的侮辱，甚至因羞愤而打算自杀。此两事也足见刘邦的粗野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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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97《郦生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尽管当时儒学没有享受独尊的地位，但随便将来客的儒冠摘下掷地，并且当众小便，此决非是稍有教养者的所为。更何况“常大骂”，经常是满口脏话，詈儒生为“竖儒”。《史记索隐》说：“竖者，僮仆之称，沛公轻之，以比奴竖，故曰‘竖儒’也。”同书卷93《陈豨传》载：“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当时“竖子”固然是人们常用的詈称，而刘邦使用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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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抢江山，不顾百姓死活，则是常事。然而刘邦上对父母，下对儿女的生命，都完全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同书卷７《项羽本纪》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是刘邦的一双儿女，他在逃难时，就只顾自己性命，竟三次将亲生骨肉推到车下，以便自己逃命。后项羽俘掳刘邦父，“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非常典型的无赖语言，居然说自己愿意分食父亲之肉的羹，当时虽未大倡孝道，但此语也决非普通人所能说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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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99《叔孙通传》载，刘邦“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于是为刘邦制订礼法，让群臣执行显示尊卑的礼法，“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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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喜欢叔孙通制订礼法，以求维护皇帝的尊严，但其粗野的秉性毕竟难改，他穿戴皇帝的冠服，其实可谓是沐猴而冠。同书卷96《周昌传》说，“昌为人强力，敢直言”，“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故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史记正义》曰：“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古时席地而坐，刘邦在席上拥抱宠爱的戚姬，大约做着亲昵动作，正好被臣僚周昌撞见，故“还走”，进行回避。不料刘邦竟追上去，将周昌按在席上，骑着他的脖子，接着是上引的对话，哪里还有半点皇帝的尊严自矜姿态。刘邦宠爱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企图废立太子（后来的汉惠帝），周昌“期期不奉诏”，对阻止废立，确是起了作用。故吕后十分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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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非常缺乏文化教养，但也确有其聪明之处。同书卷８《高祖本纪》记载，项羽军的“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他是以此语“权以安士卒之心也”，反映他能急中生智。同书卷92《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 “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尽管随机应变，但还是不改开口骂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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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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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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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七、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而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300万贯，其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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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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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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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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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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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106]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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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107]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108]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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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109]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110] 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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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111]“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112] 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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