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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一下,我个人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会导致阶级的消灭,但至少目前人类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消灭阶级剥削的水平,剥削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在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中,劳动转化为文明大都只能通过剥削这个中介。从这个角度,也可说剥削即使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同样是有功的。但是,现代生产力和文明更要求有适度的剥削,而反对过度的剥削。对于那种不把农民工当人,超时间、超强度、低工资、无工资、没有安全保障等各种资本原始积累式的残酷剥削,甚至还有野蛮的奴隶制,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不应当挺身而出,进行批判和谴责?就不应当动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各种手段,加以制止和杜绝?过去拿夏衍的《包身工》当阶级教育教材,如今却出现了不少更甚于《包身工》的惨痛事例,难道就不是党耻和国耻?难道科学和人道的良知,就应当唱什么扩大贫富差别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失业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之类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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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先生曾给笔者看一份杂志,赞扬某学者“学贯中西”。一位外行的记者,她能知道多少史学界的内情,无非是按本人之口述,以生花之笔依样画葫芦而已。其实,内行人不是没有掂量过其学问。他的外文水平不高,一般只能说些英语的生活会话,无能力进行专业对话。他对外国史也未作什么研究,发表过有份量的成果。即以中国古史而论,至多也是对先秦到两汉有研究。当然他自有过人的聪明之处,善于做广告,就是其优长。但是,把自己的学问吹到此种地步,是否对自己的学问还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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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是偶尔在电视上的歌手大奖赛上,听到一位先生的转述,说是某个治史者居然在一次高级讲座中说,盛世一千年出一回。当即使我惊诧莫名,这又是哪里来的历史算术?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他讲课的2004年正好又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之后,劳民伤财,装神弄鬼,搞什么天书、封禅之类,又哪里来的盛世?无非是信口胡诌,卖狗皮膏药,又有什么科学精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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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以至史学界中的各式各样的反科学精神,是怵目惊心的。吴以义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强调一下中国人必须重视和培育科学精神,就不能说是无的放矢,而是深中肯綮的肺腑之言。学术界,以至史学界要培育和发展科学精神,只怕首先还是对自己的学问到底有几斤几两,来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做虚假宣传。老实承认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自己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记得自己在中学时,见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对人说,科学家的价值,就在于经常说不知道。实事求是,说起来甚易,做起来甚难。因为任何科学和学问,一方面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有人际关系。实事求是评估学术水平和成果的是非、高低、优劣等,就很可能得罪人。更不论像布鲁诺那样,硬要在科学禁区(科学本来就不应特设任何禁区)充爆破手,踩地雷阵,准备炸个粉身碎骨,这也许是献身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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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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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看了几部楚汉相争的电视剧,感觉都是败笔,其故非他,编导们其实没有真正解读史学名著《史记》,没有领会司马迁的一番苦心,没有把刘邦如实地作为一个流氓无赖,加以刻画。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他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无赖气质。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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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8《高祖本纪》说,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怀孕生下刘邦,看来他是个私生子。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三或老四。刘邦没有发迹时,是个“泗上亭长”,相当于如今的乡村干部。同书卷55《留侯世家》记载,“汉王辍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而公事!’” 同书卷97《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从史料上看,秦汉时的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但“而公”和“乃公”其实是古代的流氓自称,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你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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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8《高祖本纪》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其中涉及到古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极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同书卷91《黥布传》也记述说:“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因年代悠远,今人不易了解古人的习俗和感情,仅是“踞床洗”见人的一个动作,今人固然会视为不礼貌,但英布却视为对自己极大的侮辱,甚至因羞愤而打算自杀。此两事也足见刘邦的粗野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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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97《郦生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尽管当时儒学没有享受独尊的地位,但随便将来客的儒冠摘下掷地,并且当众小便,此决非是稍有教养者的所为。更何况“常大骂”,经常是满口脏话,詈儒生为“竖儒”。《史记索隐》说:“竖者,僮仆之称,沛公轻之,以比奴竖,故曰‘竖儒’也。”同书卷93《陈豨传》载:“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当时“竖子”固然是人们常用的詈称,而刘邦使用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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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抢江山,不顾百姓死活,则是常事。然而刘邦上对父母,下对儿女的生命,都完全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同书卷7《项羽本纪》记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是刘邦的一双儿女,他在逃难时,就只顾自己性命,竟三次将亲生骨肉推到车下,以便自己逃命。后项羽俘掳刘邦父,“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非常典型的无赖语言,居然说自己愿意分食父亲之肉的羹,当时虽未大倡孝道,但此语也决非普通人所能说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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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99《叔孙通传》载,刘邦“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于是为刘邦制订礼法,让群臣执行显示尊卑的礼法,“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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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喜欢叔孙通制订礼法,以求维护皇帝的尊严,但其粗野的秉性毕竟难改,他穿戴皇帝的冠服,其实可谓是沐猴而冠。同书卷96《周昌传》说,“昌为人强力,敢直言”,“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故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史记正义》曰:“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古时席地而坐,刘邦在席上拥抱宠爱的戚姬,大约做着亲昵动作,正好被臣僚周昌撞见,故“还走”,进行回避。不料刘邦竟追上去,将周昌按在席上,骑着他的脖子,接着是上引的对话,哪里还有半点皇帝的尊严自矜姿态。刘邦宠爱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企图废立太子(后来的汉惠帝),周昌“期期不奉诏”,对阻止废立,确是起了作用。故吕后十分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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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非常缺乏文化教养,但也确有其聪明之处。同书卷8《高祖本纪》记载,项羽军的“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他是以此语“权以安士卒之心也”,反映他能急中生智。同书卷92《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 “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尽管随机应变,但还是不改开口骂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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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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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继承的遗产是中唐、五代以来的衰败,面积比历代中原皇朝少,却也约略相当于四个半除俄罗斯外的欧洲第一大国法国。南宋的国土面积又比北宋减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丧失的,除了五代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都是边远地区,而基本上保留了发达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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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七、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而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300万贯,其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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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巅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可知宋文明总的说来,是胜过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继续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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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朝军事“落后”,是不准确的。在军事技术上,宋朝并不落后,例如古代黑火药的应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别到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当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是南宋初的胶西海战。准确的说法应是宋朝在军事上孱弱或软弱。但也须作具体分析,例如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而论,最顽强的抵抗对手就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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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的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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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治国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北宋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还是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稳定,消弭各种内讧,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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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太宗始,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106]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又酿成中华文明在后来落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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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政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制时代,政争又往往是十分残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107]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108]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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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除后期外,将“异论相搅”作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为非”。[109]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固然有各种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督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110] 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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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代评论,认为宋政失之于“宽柔”。[111]“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112] 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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