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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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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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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167]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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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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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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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168]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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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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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169]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170]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171]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172]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173]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174]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75]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176]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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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177]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178]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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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179]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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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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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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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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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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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182]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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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183]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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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184]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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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185]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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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叹息久之”。[186]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187]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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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的状元是张孝祥，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188]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一德格天之阁”，故“一德元老”遂成秦桧的尊称，而“大风动地”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他的《六州歌头》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他当状元后，还深受秦桧的迫害。但在策文中，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无非是为了功名，只能临时迁就一下。其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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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这就是被一些史学研究者抬举的郑樵，他给宋高宗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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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以来，未之闻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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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给秦桧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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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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