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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61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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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63 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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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65 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167]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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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67 潘家园书声 [:1706931256]
1706931668 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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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70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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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72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168]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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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74 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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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76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169]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170]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171]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172]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173]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174]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75]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176]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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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78 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177]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178]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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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0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179]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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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2 “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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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4 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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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6 “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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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8 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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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0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182]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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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2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183]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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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4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184]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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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6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185]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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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8 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叹息久之”。[186]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187]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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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0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的状元是张孝祥,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188]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一德格天之阁”,故“一德元老”遂成秦桧的尊称,而“大风动地”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他的《六州歌头》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他当状元后,还深受秦桧的迫害。但在策文中,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无非是为了功名,只能临时迁就一下。其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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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2 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这就是被一些史学研究者抬举的郑樵,他给宋高宗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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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4 “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以来,未之闻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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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6 又给秦桧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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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8 “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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