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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212]朱勔“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213]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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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215]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童贯“庭户杂遝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朱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216]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倏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宋徽宗“亦厌薄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 ，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居然“呼其子为公”，左右“莫不窃笑”。[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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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场中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们“受赇作弊”，“非法受财，嘱托公事”，“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 内则公卿大夫，讬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士庶之间”的“侈靡之风”等情况，屡下禁令。[218]宋徽宗也处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廉声不闻”，滁州知州唐恪“於邻郡营私第，搔动一方”，贺希仲“任河北监司，凡所荐举，使其私仆干求百出”，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贪墨”，“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汪希旦“贪污不法，狼藉有声”，都被贬黜。[219]但是，一批真正的大贪污犯，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因贪污而得利者甚众，而败露率极低，故装潢门面的禁约和惩罚，适足以助长贪贿之风，而成变本加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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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宋徽宗即位之初，李朴上奏说，“天下有事不足忧，无事深可畏”，“骄盈怠惰之气，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乱”。赵鼎臣在对策中说，应“以长治为难”，“以居安为惧”。[220]宣和时，李纲上疏，认为“当以盗贼外患为忧”，但“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221]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222] 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陈禾力陈宦官之弊，说“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贬降监酒官。[223]宦官邵成章“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他上奏历数“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224]宋徽宗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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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帝国积累了很深重的矛盾，各地爆发了方腊等暴动，宋廷动用优势兵力，方能予以镇压。面对金朝的勃兴，宋徽宗君臣采取联金灭辽政策。因长期对西夏作战，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宋朝动用陕西军攻残辽，却反而被打得一败涂地。童贯和高俅长期主兵的结果，“军政大坏”，[225]整个庞大的军事机构被蛀蚀得千疮百孔，至此便暴露无遗。金军灭辽后，立即攻宋，宋军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唯有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有力地牵制了西路金军。太原最后陷落，宋军主力在救援时耗折殆尽，于是开封的失守便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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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金军进犯时，宋徽宗方下诏罪己，承认“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多作无益，靡侈成风”，“众庶怨怼”等弊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226]他急忙传位于宋钦宗。平庸的宋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措置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金东路军初攻开封时，宋军尚有抗击能力，但宋徽宗仓皇南逃，宋钦宗欲逃而被李纲制止。太原失陷后，宋钦宗却不听老将种师道临终的忠告，退避关中。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俘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宋钦宗分别在被俘后九年和三十年死去，时年分别为五十四岁和五十七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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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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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其最辉煌的时期是北宋东京的一百六十余年间。由于黄河的泛滥，宋代的开封故城已经深埋地下。人们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尚可窥见其繁荣的一角。然而从北宋末期到金朝末期，开封遭受了惨重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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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两次进攻开封城。十一月，两路金军再次兵临城下，“大约不过八万人”。[228]金军对开封城不可能全面围攻，只能从东和南两个方向实行重点进攻。此外，金军的作战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是秋冬弓劲马肥之时用兵，夏季则女真人不耐酷暑，加之连续的夏雨，弓弦脱胶，战马易于得病，所以就必须撤往北方，避暑休整。只要开封城守御得法，挨过春天，金军就只能退兵，而无法实施长围久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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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城墙是由土城演变为砖城。开封城就是一座土城，“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229]有宫城、里城和外城，形成了古时的纵深防御。外城周长五十宋里一百六十五步，[230]按现代的考古测量，东墙长７，660米，南墙长６，990米，西墙长７，590米，北墙长６，940米，略呈菱形。[231]城墙底部厚五宋丈九宋尺，高四宋丈，城外的护龙河阔十多宋丈。唯有东、西、南、北四座正门设两重直门，供御路通行，其余偏门都按边城的瓮城门规范修建，里外三门，门道弯曲，若干水门也都设有铁闸门。城上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除城上的通道外，城墙里还有一条内环路，便于运兵。从古代的军事学的观点看，只要兵力和粮草充足，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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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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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进攻，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四面城墙的提举官，中书舍人李擢负责南城。[232]金军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於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南城偏东的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一带，已填了约一宋里。宋钦宗登南城发现此事，大怒，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233]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流放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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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何栗和执政孙傅在百般无奈之余，找到了妖人郭京，郭京自能施行六甲神法，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编组六甲神兵，就可将金军扫荡无余。“令于殿前验之。其法用一猫一鼠，画地作围，开两角为生死道。先以猫入生道，鼠入死道，其鼠即为猫所杀。又将鼠入生道，猫入死道，猫即不见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则番贼不能见，可以胜也”。何栗、孙傅等居然深信不疑。郭京率六甲神兵出战，命令守军全部下城，不得窥视。结果被金朝铁骑扫荡，大批神兵堕落护龙河，填尸皆满。郭京说：“须自下作法。”[234]下城率余众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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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乘胜，将并无斗志的宋军逐下开封外城。在平原旷野，女真骑兵纵横驰骋，比宋军步兵确有很大优势，然而若下城与开封大约百万军民巷战，则将是胜负难卜的消耗战。故史称宰相何栗“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235]他们只是占领外城墙，将开封军民实施紧密围困。六神无主的宋钦宗也果然中计，他认为只有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才是唯一的生路。金军不断扬言“欲纵兵洗城”，[236]进行勒索，而宋钦宗则是有求必应。首先是 “索马一万匹”，开封府“得七千馀匹，尽送军前”。接着又“索军器”，于是“凡甲仗库军器，以车辇去，或用夫般担，数日方尽”。[237]开封府的军民就被剥夺武装，无法自卫。接着，金军又向开封城里勒索财宝、工匠、女子等，宋方仍然不断满足敌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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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久的腐败，加之宋钦宗君臣面对险恶局势，唯有惊惶失措，毫无应变能力，更兼胆怯而毫无抗敌的决心，才导致了开封的陷落和完全丧失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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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两次到金营求和，第一次金人有意放他回城，麻痹宋人，第二次就予以扣押。金人通过一些宦官、还有开封府尹徐秉哲等人，将赵氏皇族，包括时为太上皇的宋徽宗，也一网打尽，并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宣布废赵宋，三月立伪楚，于月末到四月初撤兵，回北方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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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历史巨变中，一些宋朝官员和宦官起了十分无耻而恶劣的作用。如王时雍时称“卖国牙郎”，[238]又称“虏人外公”，因为他“尽捜取妇女於虏人”。[239]实际上，为金人搜刮妇女者，还有徐秉哲。他一次搜捕女子一千多人，“自选端丽者”，“自置钗、衫、冠、挿、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观者莫不歔欷陨涕”。[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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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当年冬天奇寒，“雪雨不止，物价日翔，斗米一千二百，麦斗一千，驴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城中猫犬几尽，游手冻饿死者十五、六，遗骸所在枕藉”。[241]开封府衙“觧内夫人及戚里、女使”，“以车载数百”。“女使辈车上斥骂，大呼曰：‘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壊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242] “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絶”。[243]即使以成千上万宋宫女俘而言，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于是宫妇“人人乞命”，只能听任金人蹂躏。[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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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金军撤退时，“京城被围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斛麦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驴肉一斤二千五百，鱼亦如之，酱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称是。细民赖官卖柴米，稍能给。然饿殍不可胜数，人多苦脚气，被疾者不浃旬即死，目疾者即瞽”。这当然是缺乏“菜蔬”和维生素所致。[245]金人“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由于食物极端缺乏，开封城内“街巷有病气未絶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菜蔬已尽，唯取软者啗之”。[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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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世界上最繁华的开封竟成了什么世界。更可悲的当然是女子们，自古代到近代，妇女和财宝总是一切掠夺战争的目标。可怖的劫难其实是残暴的金军和腐败无能的宋廷共同造成，虽然已时隔近九百年，但翻阅陈编，仍然使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沉痛感，腐败之祸国殃民，一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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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宗泽出任东京留守等职，方使这座城市稍为恢复生气，并击败金军的嚣张攻势。不幸宗泽忧愤成疾而死，继任的杜充放弃开封南逃。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即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封终于被金朝占领。当时“粮食乏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在京强壮不满万人”。[247]但到二十五日，开封市民仍进行反抗，并持续了一个月，而被金将 “大迪里复取之”。[248]成为宋朝开封史上最后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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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开封先后成为伪齐的国都和金朝的南京。即使到金朝中期，开封里“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249]宋使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弘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旧京自城破後，创痍不复”。金海陵王“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250]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251]金朝的开封城虽为南京，却相当荒凉衰败，里城之内，大约还像个城市，而在里城与外城之间，其实已同荒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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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晚期，面对蒙古的强劲攻势，金宣宗逃往黄河以南的开封城，苟延残喘。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开封城内顿时“繁盛益增”，[252]但这种繁盛却是战乱期间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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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三月，蒙古军开始猛攻开封城。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石炮和火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城上楼橹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他们“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253]在这场残酷的攻防战中，主要还是无辜平民的牺牲。但金军依赖开封旧城，并使用震天雷和飞火枪的火器，居然暂时挫败蒙古军的进攻。但蒙古军已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分州县，开封处于粮尽援绝的困境。当年夏，开封大疫五十天，大量人口死亡，“诸门出死者九十馀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254]金哀宗只能于十二月逃出开封。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正月，开封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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