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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世界上最繁华的开封竟成了什么世界。更可悲的当然是女子们，自古代到近代，妇女和财宝总是一切掠夺战争的目标。可怖的劫难其实是残暴的金军和腐败无能的宋廷共同造成，虽然已时隔近九百年，但翻阅陈编，仍然使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沉痛感，腐败之祸国殃民，一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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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宗泽出任东京留守等职，方使这座城市稍为恢复生气，并击败金军的嚣张攻势。不幸宗泽忧愤成疾而死，继任的杜充放弃开封南逃。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即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封终于被金朝占领。当时“粮食乏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在京强壮不满万人”。[247]但到二十五日，开封市民仍进行反抗，并持续了一个月，而被金将 “大迪里复取之”。[248]成为宋朝开封史上最后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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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开封先后成为伪齐的国都和金朝的南京。即使到金朝中期，开封里“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249]宋使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弘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旧京自城破後，创痍不复”。金海陵王“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250]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251]金朝的开封城虽为南京，却相当荒凉衰败，里城之内，大约还像个城市，而在里城与外城之间，其实已同荒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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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晚期，面对蒙古的强劲攻势，金宣宗逃往黄河以南的开封城，苟延残喘。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开封城内顿时“繁盛益增”，[252]但这种繁盛却是战乱期间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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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三月，蒙古军开始猛攻开封城。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石炮和火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城上楼橹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他们“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253]在这场残酷的攻防战中，主要还是无辜平民的牺牲。但金军依赖开封旧城，并使用震天雷和飞火枪的火器，居然暂时挫败蒙古军的进攻。但蒙古军已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分州县，开封处于粮尽援绝的困境。当年夏，开封大疫五十天，大量人口死亡，“诸门出死者九十馀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254]金哀宗只能于十二月逃出开封。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正月，开封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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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的青城，当年是宋钦宗投降和被俘之地，如今金朝的皇族、后妃等也被押往此地，大多被杀。当时开封城内景况比北宋亡国时更惨，“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开封投降后，市民们“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陈冈上有野麦甚丰，（崔）立请百姓往收之”。但蒙古军入城后，仍然“大掠”。[255] 由于最后不战而降，开封城内虽然“触目皆瓦砾废区”，却完整地保存了金宫，而北宋的遗迹主要只剩下了龙德宫的熙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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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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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军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冬第二次南侵，十一月，二十岁的康王赵构奉命出使求和。宋代史籍对康王出使的始末，显然有所隐讳和掩饰。康王正式出使前，宋钦宗“赐以玉带，抚慰甚厚”，还特别将其生母韦氏由龙德宫婉容超升贤妃，进八阶，由嫔升为妃，[256]实际上应是强制畏缩不前的康王出使。康王一行出城时，王云对他说：“京城楼橹，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观，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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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一行十六日出京，十九日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禀曰：‘斡离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於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则等谓曰：‘兼程前去，渡河犹仅可及。’诘朝遂行”。[258]按宋钦宗的命令，康王一行出使的目标，正是找金东路军主将、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和谈。然而康王与王云等人明知完颜斡离不（宗望）已兵渡黄河，却并不改变行进方向，折回黄河以南，而仍然北上。显然，他们的目标其实已决非是找金人和谈，而别有居心。耐人寻味的，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都没有上引这段记载，甚至删略了途经相州的事实，说明宋代史官明知其故，却只能为“中兴之主”的可耻行径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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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人向各地告急，武学进士秦仔“赍蜡弹”到相州，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火速发兵救援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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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钦宗求援，心急如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必不可犯”，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转战而南”，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扬言要解开封之围，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临行之际，仍对军士隐瞒真情，诡称南下汤阴，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他们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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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被围，陈遘无法赴任，而宗泽却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兵到大名府。论地位，在大元帅之下，自然是汪伯彦与宗泽两个副元帅。然而在元帅府中，以康王和汪伯彦为一方，宗泽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开封城已破，宋钦宗在蜡诏中命令“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威逼金人退出开封。宗泽说：“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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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彦说：“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发数头项军民之兵，前去兴仁、开德府、濮州诸处，屯泊大王安泊去处。大王往东平府，措身于安地，身安则国难可图”。[261]他与康王私下商定，分兵两路，让宗泽军南进，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而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元帅）府中谋议”，[262]只是率少量兵力与金军苦战。这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无疑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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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汪伯彦一行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正月逃到京东路的东平府。二月，大元帅府又发布檄书，命令宗泽等“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启败盟之衅”。[263]接着，康王一行又南逃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他们甚至准备逃往淮南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以便随时可渡江。“三军籍籍，谓不返京师而迂路，何也”？康王因此而不得不“罢行”。[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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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在靖康元年第二次南侵时，康王作为宗室，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后来在一份对伪齐子皇帝的册文中讥刺赵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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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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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无有孑遗之际，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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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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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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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余，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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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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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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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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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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