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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71 建炎三年(公元1129)初,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278]二月,内侍邝询急报,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当时正在行宫白昼宣淫,听后吓得心胆俱裂,“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279]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策马出城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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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73 宋高宗在当康王时的一妻二妾与五个女儿当俘虏,死于北方,当皇帝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夭亡。宋高宗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照理是可以生育的,问题全在于他纵欲无度,使后宫无人怀孕,从此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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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75 扬州一些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加之从行宫内星迸四散的宫女和内侍,更证实了皇帝出逃的消息属实。于是全城顿时成了一锅沸粥,从官员、军士到市民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由于运河浅涸,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中,动弹不得。混乱的人流拥向江边。大家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被军士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方待分辨,已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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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77 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听到一名卫士口出怨言,恼羞成怒,拔剑将他刺死。王渊早先夸口说,在江边已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这些舟船用于为自己和内侍们运送家财了。[280]宋高宗一行找到小船渡江,而十多万百姓却无船只,只是在江北呼天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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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79 宋高宗逃走的下一天,金军进入扬州城,烧杀抢掠,又追至江边,在江北的百姓或沉江自尽,或听凭宰杀,幸存者被俘为奴。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都原封未动,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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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81 突击扬州的金兵只有五、六千骑,而宋高宗的御营至少有好几万兵力,但在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气氛的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腐败造成了扬州城史上空前的惨祸,只有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可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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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83 建炎三年冬到四年春,宋高宗在金朝完颜兀术渡江军的追逼下,只能冒着随时葬身鱼腹之险,流亡海上,狼狈万状,这在中华古史上还是没有前例的。他的御船队在建炎四年正月初三抵达台州章安镇,并在当地过元宵节。《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却有一段宋高宗在章安镇度元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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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85 “上在章安镇,忽有二舟为风所飘,直犯禁卫船。问之,乃贩柑子客也。上闻,尽令买之,分散禁卫军兵,令食穰,取其皮为碗。是日元夕,放灯之辰也,乃命贮油於柑皮中,点灯,随潮退,放入海中。时风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章安镇居人皆登金鳌峰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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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87 我读史至此,不由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置身此境,还有心思元宵行乐否?其实,这件事情正说明了宋高宗天生的风流太平天子的胚料,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恣意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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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89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如上所述的一类现象,确是困惑不解,也许只能由心理学家出面解释。但是,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照样出了发国难财的孔宋家族。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明知腐败要亡党亡国,还要搞腐败;有人明知吸毒毁己,照样吸毒;明知纵性欲可能得艾滋病,照样卖淫嫖娼,岂非是同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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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91 潘家园书声 [:1706931263]
1706931892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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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94 中国古代的战争大多是陆战,其次是江河湖泊的水战,海战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海上长时期内未出现强敌,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低下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开发和利用海洋。但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即使在世界海战史上,也并非毫无建树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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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96 宋代是古代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辽朝无疑是从宋朝偷到了火药制造技术,后起的金朝,最早是在灭辽战争中学到了火药制造技术。由于军事需求,火药兵器又从陆战移植于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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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898 宋绍兴三十一年,即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金帝海陵王决定大举攻宋。他分兵四路,而将四分之三左右的兵力,集中到进攻南宋行都临安。一是由他本人亲统的淮南远征军,约有兵力17万;二是组建了浙东道水军,约有水手、军士7万人。按金海陵王的部署,自己率大军渡淮,进逼大江,吸引南宋的重兵;而浙东道水军自通州沿潞水,取直沽寨(今天津)入海,南下驶入钱塘江,直取临安。这是军事学上所谓钳形攻势。而另外两路军仅为牵制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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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00 宋将李宝原是山东人,对海道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对宋高宗说,“海道无险要可守,〔虏〕舰散入海洋,则难以荡灭,臣止有一策出〔万〕全”,即乘金军“未离巢穴”,“掩出不意,因惊扰而疾击之,可以得志”。[281]他认为,如果在海上与金朝舰队交锋,即使战胜,也很容易成为击溃战,沿海各地都可能受敌败军之袭击,唯有乘金朝舰队“未离巢穴”,“掩出不意”,方可一举全歼,这确是个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军事方案。李宝仅率领一支3千人,120艘海舰的海军,于当年八、九月北上,执行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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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02 当时,金朝的大舰队已经入海南下,因遇风浪,而停泊在胶西县附近的唐岛。李宝经过侦察,率海军驶至与金军相距仅30余宋里的石臼岛。十月二十七日,李宝抓紧战机,主动发起攻击。宋军“火箭乱发”,“以火炮掷之”。[282]强劲的南风将金朝舰队挤蹙在一起,烟焰蔽天,金朝的大舰队很快被烟火所吞没,逃脱者无几。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死里逃生,而副都统制完颜郑家等被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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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04 当时的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的兵器,火炮是以人力抛石机抛射火药包。[283]这无疑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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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06 一百十多年后,宋元的厓山海战是又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元朝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后,南宋又组建流亡小朝廷,辗转两浙、福建、广南东路,最后来到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厓山。如今厓山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宋军舰船只能屯驻和停泊在厓山西北的港内,不可能将舰队停泊厓山东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内虽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284]在退潮时只能有一个出入口,实际上也影响军事上的进退和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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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08 元朝命张弘範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都元帅,率领两支舰队,直逼厓山。论双方的实力对比,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则是盘踞一岛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但是,就厓山战场的局部而言,宋方其实并非是必败无疑。宋军“大舶千馀”,“内大船极多”,[285]其中当然不全是战舰;而张弘範军有“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286]李恒“率麾下战舰百二十艘入海”。[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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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10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即宋祥兴二年正月十三日,张弘範军抵达厓山。尽管有军队不习海战,普遍发生晕船等困难,但张弘範仍乘席卷南方,屡战屡胜的兵威,不等李恒军前来会师,就抢先发动攻势,看来,他是担心宋方行朝和军队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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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12 海战是元军前所未遇的新难题。就宋朝方面而论,只有在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谋划。宋朝掌握军权的是枢密副使张世傑,他只是顾虑军队屡败之余,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而不知主动出击,先与张弘範军决战,设法战胜船舰数量不占优势的元军。他的部署是“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288]“结巨舰千馀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289]《三国演义》虚构了赤壁之战中庞统施用连环计的故事,张世傑的部署近似于此,完全是消极防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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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14 于是元军抢先夺据了厓山港的西南出口,一是切断了宋军的退路,二是切断了海上的补给。接着李恒军前来会师,又占取了东北出口。元军又设法断绝宋方的汲水,使宋军“食乾饮咸者十馀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皆疲乏不能战”。[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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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16 二月六日,张弘範与李恒两军发起总攻。元军四路进攻,但因受海潮涨落的影响,不可能同时联合作战。北面的李恒军乘早潮先攻,却因晚潮至,仅夺宋军数舟而退。接着是南面的张弘範军三路进攻。宋军的一字阵显然不是时时处处受敌,而以大索相联,作茧自缚式的战术,使其不受攻击的部位,只能按兵不动,坐视不救,而其受攻击的部位,元军却占有优势兵力。尽管在一字阵内尚有若干机动兵力,也无补大局。可以设想,如果张世傑果断下令,砍断大索,使宋军得以展开兵力,改被动挨打为主动还击,这次海战史尚有改写的可能。尽管宋军抵抗仍相当顽强,但终归失败。宋朝左丞相陆秀夫抱幼帝投海而死。张世傑直到最后关头,才砍断大索,率十余舰突围,也在海中溺死。厓山海战历时二十三日,宋朝正式亡国。元军“焚溺之馀,尚得海舰八百馀艘”。[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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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918 此次海战的兵器主要是“弧弩、火、石”,但并不成功。元军夺取宋舰时,双方还进行白刃战。除弓弩外,所谓“火、石”即是石炮与火炮。当时还没有管状火炮,而是人力抛石机,元军攻襄阳的回回炮是与宋军不同的平衡锤式抛石机,亦非管状火炮。以人力抛石机抛掷石块,即是石炮,抛掷火药包之类,即是火炮。文天祥诗描述此战,就有“炮火雷飞箭星落”之句。由于双方或将战舰涂泥,或预铺湿毡,“不能灼寸尺”。[292]故火药兵器在此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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