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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有随便给人刺字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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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古代演义小说或戏曲而论，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十八出描写岳飞被周三畏审问时回答：“岳飞若有此事，岂肯自幼‘尽忠报国’四字刺入肤里？”这段话到底是元人戏曲原有的词句，还是明人修改者，就难以判断，但也表明元代戏曲仍可能沿用历史记载。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十六出描写同样剧情，岳飞回答说：“大人在上，岳飞从幼便以‘尽忠报国’四字铭刻於身上，请大人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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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兴演义》中也还是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小说卷１只是说岳飞在“靖康间，见胡马纵横，宋兵畏缩，乡中好汉皆来就他入山为寇。飞谓之曰：‘大丈夫不著名於史册，而为鼠窃狗盗，偷生於世，可乎？’乃令人於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小说卷７说：“岳飞取供状罢，复将衣裳裂开，转过脊背，与周三畏看，有旧刺下‘尽忠报国’四大黑字，深入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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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冯梦龙撰《精忠旗》传奇，其第二折“岳侯涅背”则编撰了岳飞请张宪刺背的故事，今摘录如下。生（岳飞）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张宪）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苍头）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後忘君，我今刻此四字於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看来，作者是深感于明末“文臣爱钱，武臣惜死”，而作此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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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例反映在元明时代，大致还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几处演义小说和戏曲都将何铸改成周三畏，当时大理卿周三畏确是此次冤狱的副主审官，按前引《宋史·何铸传》的叙述，是可能在审讯时，也见到岳飞的背上刺字。至于说周三畏反对冤狱，又与史实不符，笔者已另外撰文《岳飞冤狱与周三畏其人》，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唯有《精忠旗》仍然忠于史实，说是何铸和李若樸反对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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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观传奇》为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抄本，其作者一说是张心其，另一说是明末吴玉虹，被杜颖陶先生编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的《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中。此传奇中出现了岳母刺字的情节。其第九出有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此处已将“尽忠报国”讹为“精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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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门岳氏宗谱》一书是在清“光绪丁酉”（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刊行，此书卷2有彰德府推官张应登“节录”《忠武王传》。张应登据同书卷1《增建精忠庙九公祠议》（汤阴王庙），为明朝“万历戊子（十六年，公元1588年），彰德府司理内江张应登”。据清《河南通志》卷32和《四川通志》卷9，他是四川内江人，字玉车。在《忠武王传》前的“玉车张氏曰”中说：“惟《金佗粹（稡）编》载章尚书颖所进传，详记後先，综缉王生平忠孝、战伐、勋劳，以至被冤受祸，首尾条贯，烂然较著。盖章尚书原本於亦斋先生《行实编年》，而传之者其详且实，宜也因取而裁之。”张应登说明他的节录取材于章颖《岳飞传》，而章颖《岳飞传》又是依据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张应登所编的《忠武王传》中有一段岳母刺字的记录：“飞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保国。’既而飞留妻养母，从高宗渡河。”钱汝雯编《宋岳鄂王年谱》卷１引《唐门宗谱》的文字稍异：“王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报国。’趣之行，遂从高宗渡河。”特别是背刺字“保”与“报”之差别。对照《鄂国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同样部位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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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飞从戎，留妻养母姚氏，从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沦陷，音问隔绝。飞遣人访求，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飞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飞，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飞乃窃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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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确是依据前引《鄂王行实编年》改写的，根本没有岳母刺字的记录。是否是张应登节录自章颖岳飞传的另一版本呢？笔者个人编《鄂国金佗续编》的章颖《鄂王传》校注，是使用了《鄂国金佗续编》的《鄂王传》、《宋朝南渡十将传》、《皇宋中兴四将传》等版本，均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我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张应登《忠武王传》增加岳母刺字的记录，言之无据。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张应登据当时的民间传说增饰，二是张应登原著并无此段记述，而是在清光绪年间《唐门岳氏宗谱》成书时篡改增饰者。因为《唐门岳氏宗谱》一书伪造成分确实甚多。例如岳雷分明是流放时死于岭南，而此书卷2《绍忠侯雷公传》却说他在宋孝宗时从岭南北还。又如我曾在《岳飞后裔考略》一文中考证，《唐门岳氏宗谱》对谢应芳《龟巢稿》卷18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跋岳氏族谱》的文字，作了明显的篡改。故此书虽刊登张应登《忠武王传》的文字，不一定就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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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钱彩的《说岳全传》，在第二十二回“刺精忠岳母训子”中，也编写了岳母刺字的故事，说岳飞“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後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小说在第六十回“勘冤狱周三畏挂冠”中反而删除了岳飞在被审讯时，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从此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岳飞背刺四字也讹为“精忠报国”，并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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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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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为千古爱国绝唱，迄今仍然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版末篇《真伪不可不辨》中第三部分，介绍了对此词的最新研究。但考虑到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借助《文史知识》的园地，再多说几句，做一点史学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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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关于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余嘉锡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按：指对鞑靼作战）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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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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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此就不必重复。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广铭先生谈话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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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的争论大致都是针对晚至明代才出现《满江红》词，进行是真是伪的探讨。如果在今存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此书为岳飞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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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一作‘足’）以明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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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我所见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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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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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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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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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出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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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汇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一版第148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汇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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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所撰的《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中，将此词系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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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我在所撰的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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