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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投降七周年，杨联陞邀集刘子健等在家中餐叙，在座者回忆“故事甚多”，刘子健在杨府纪念册上慨然题诗，序里抚今追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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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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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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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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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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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龟年为比喻，抒写了客居异邦的故国之思。在中美关系长期断绝的态势下，这种郁积的情思越来越炽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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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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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刘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运动正酣，据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刘子健把满腔忧思写入《京都志言两首》。其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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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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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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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堪旧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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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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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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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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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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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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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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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乱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分袂，江山契阔，落得飘泊寄迹，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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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为憾的是“独学无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展现出卓越的协调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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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刘子健到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其倡导与协调，邀请姚从吾、蒋复璁、全汉昇、赵铁寒、方豪、屈万里等在南港小聚，发起成立了“宋史座谈会”。其后，他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1964年曾委托“中央研究院”屈万里转请程元敏编集《现存宋人著作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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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刘子健多次访问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新亚研究所。1964年，杨联陞致函钱穆，称赞刘子健“人极能干、热心”(17)。刘子健还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委员，在香港史学界也广有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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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起，刘子健多次赴东瀛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宋史名家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义信、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与柳田节子等广结学谊。在交往中，斯波义信说他“秉持着尽管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却对日本与日本人从不表示敌意的严正而宽仁的态度”(18)；他正是以这种理性的姿态充当日本学术的理解者与对话者，也日渐成为国际宋史学术交流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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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刘子健发起创办了国际宋史研究情报志《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开始定期发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为《宋辽金元研究报导》［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他还受西德国家学术协会之邀做访问学者。总之，在战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刘子健不仅是最活跃的著名学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动者与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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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子健的推毂下，1971年，第二次国际宋史会议在西德慕尼黑举行，这次会议也邀请了日本学者，恰巧全汉昇时在欧洲，作为非正式代表也参加了美、德、日的三边学者会议。刘子健将自己所作的题为《宋史会》的两首旧体感怀诗印发给与会学者。其一云：“读史从心欲，千年尚此风（自注：适值宫崎翁古稀大庆）。湖山看不尽，盐酒议无穷（自注：论文题也）。远至如归客，遥游感作东。何时重会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昔年鹅湖事，今人异国逢。谁知辽夏别，竟识宋金同。泛尔得分究（自注：德国会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云天际散，当念屯山中。”他在诗里以鹅湖之会作比，抒写了与学问同道在异国共论中国历史的学谊与友情，凸显出他的旧学修养与文学才情。会议也确实有过“浮云”，“在会后编研究集，意见不同。主编的人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辈的论文，（刘）子健抗议，把自己的论文撤掉，不在那里发表，因为这违反原来国际合作的大目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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