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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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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门隙初开。次年，以物理学家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首访中国大陆，成员包括杨振宁、王浩等名宿，刘子健“自荐为书记”，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25)，终于圆了“归乡有日”的宿梦。尽管重返故国，因仍在非常时期，作为科学代表团中唯一的人文学者，刘子健并无可能与学界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更令他伤感的是，他确切得知直系亲属在土改运动的往事。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时，主动向他表示遗憾。但刘子健并未一味纠缠于丧亲之痛，“对故土的热爱，真心诚意地希望促进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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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刘子健再访北京，经有关部门安排才获准首次与大陆宋史学界代表邓广铭会晤。邓广铭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健先生”(27)。据刘子健回忆，“那时候，还不能随便谈话，两人就假装湖边散步”，听他说起台湾宋史座谈会，邓广铭“就想同样去做”(28)。这次交谈似乎成为两年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刘子健还与邓广铭动议，中美宋元史界联合召开研讨会，返美后他向美国方面极力促成其事，虽然会议讨论的历史时段后来扩展为宋元明清。也在这年晤谈中，两人谈到北京大学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设想，刘子健次年1月致函邓广铭说：“我愿意自告奋勇，做一个‘在外友好’，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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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真诚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他热情致函邓广铭说：“祖国史学欣欣向荣，我们在海外的，十分鼓舞！”他把对中国史学的关心从台、港地区拓展到大陆，更积极地推进中美史学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他明确表示：“我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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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大陆宋史学者尽快接轨国际宋史学界，刘子健着手筹划在香港大学举办国际宋史讨论会。1983年6月1日，他在《请香港大学筹办国际宋史学会》修订提案里阐明了会议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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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兼有复古与创新，其影响远及近代。研究与讨论宋史不但可以促进了解当时的改变，并且可以贯串古今。但是各国学者分处各地，很少机会谈论。因为香港的地点最便利，所以在香港集会，交换研究经验、最近成果和将来研究的动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学人的参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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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刘子健的发起、联络与斡旋，1984年12月，香港大学如期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大陆邓广铭等六人，台湾地区宋晞等五人，香港地区全汉昇等六人以及美国刘子健等六人，还有西德、澳大利亚各一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陆学者第一次与台、港地区及美国的宋史学者聚集一堂。刘子健“除了幕后推挽外，为了祛除海峡两岸学者因政治隔阂，造成心理负担，在会前特别到大陆，介绍会议情形”(30)。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其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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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前半期，刘子健频频往来于大陆、台湾地区与美国之间，他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寄予厚望。这种欢欣之情在1985年春节致邓广铭的贺笺中表达得尤其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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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园借居，远客重游。恍如旧枝新芽，期以古为今用。南门雅集，殊感东道厚谊。香山盛宴，更劳群贤毕至。庆祖国之锐进，老当益壮。幸交流之渐增，久而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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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并不限于宋史领域。1985年秋，他造访华中师范大学，建议时任校长的章开沅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因为他曾就读的燕京大学与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属教会学校。这一领域在当时的大陆被视为禁区，几乎无人涉足。章开沅经过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议，成为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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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刘子健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寿辰。为了向以学识与人格同时折服国际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日本学者发起编辑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荟萃了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以及美国、西欧43位著名学者的论文。这部颂寿论集以日文、中文与英文三种文字印行，堪称国际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刘子健为弟子保存的这部论集手题谢辞与绝句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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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侨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汉土，学侣音稀。转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热肠，辑文志念；还蒙欧亚美洲、海峡两岸惠赐鸿篇，蔚然成集。诚鸣谢以无涯，抑吟感而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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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翰墨并，两岸史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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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册无先例，寸心感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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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谢时他重提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跨越国界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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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稀那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绪茫然，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据其《哲人日已远》追忆，刘子健有时很愿意了解些真实情况。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道：“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讨论宋史，又同我谈论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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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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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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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高度评价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看他前一定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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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的改革的非传统性质，其施行方式之彻底，以及其涵盖范围之广，几乎前无古人，直到最近一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改革可以与之媲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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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定位，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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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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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刘子健看来，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试图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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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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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官僚彻底取代了门阀出身的贵族官僚，成为君主官僚政体中统治阶层的精英与主体。刘子健对此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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