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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并不限于宋史领域。1985年秋，他造访华中师范大学，建议时任校长的章开沅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因为他曾就读的燕京大学与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属教会学校。这一领域在当时的大陆被视为禁区，几乎无人涉足。章开沅经过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议，成为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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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刘子健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寿辰。为了向以学识与人格同时折服国际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日本学者发起编辑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荟萃了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以及美国、西欧43位著名学者的论文。这部颂寿论集以日文、中文与英文三种文字印行，堪称国际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刘子健为弟子保存的这部论集手题谢辞与绝句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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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侨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汉土，学侣音稀。转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热肠，辑文志念；还蒙欧亚美洲、海峡两岸惠赐鸿篇，蔚然成集。诚鸣谢以无涯，抑吟感而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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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洲翰墨并，两岸史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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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册无先例，寸心感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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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谢时他重提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跨越国界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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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稀那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绪茫然，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据其《哲人日已远》追忆，刘子健有时很愿意了解些真实情况。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道：“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讨论宋史，又同我谈论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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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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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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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高度评价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看他前一定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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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的改革的非传统性质，其施行方式之彻底，以及其涵盖范围之广，几乎前无古人，直到最近一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改革可以与之媲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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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定位，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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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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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刘子健看来，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试图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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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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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官僚彻底取代了门阀出身的贵族官僚，成为君主官僚政体中统治阶层的精英与主体。刘子健对此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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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统治层是中国制度的特色，世界史上的异彩。用读书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无论有多少缺点，毕竟胜于世袭贵族、割据武人、干政僧侣，或其他任何方式的统治分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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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僚政治，说到底就是士大夫政治，对其深入研究自然大有必要。然而刘子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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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中的这一群体，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过大段的历史或曰事实。(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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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子健就将研究视野投向宋代士大夫政治，堪称慧眼独到而首开风气。他研究这一问题时，“中日欧美的史家既有的尝试所给出解释，尚未完全抓住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现象的综合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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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刘子健有一个总体把握：第一，“宋代君权，高于前代，同时，士大夫的力量也在生长”(38)。第二，“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甚至“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第三，但君权强化导致的“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第92页）。刘子健把士大夫政治（包括其权力与地位）放在专制君权的大框架下，去分析与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与衍变进程。他的研究绝无其时与其后的同一论题中极端化的两种倾向，即要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要么是完全以偏概全的无度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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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研究，刘子健原计划只是形成一篇专题论文，结果却远超预期，撰成了一部专著。这部名作批判地融汇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以敏锐独到的问题意识翻上一层，运用了他素所擅长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用行政学解释新法在实施时的困扰，引起新旧看法的冲突”(39)，在文献解读与问题阐释上，都“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杨联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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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八万字左右的篇幅，完成了笼盖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宏大研究，刘子健史识之卓荦，行文之简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主要得益于他从不铺张不必要的细节，为一般读者考虑，还尽量避免使用过度专业性的术语。杨联陞指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其一，“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其二，“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宋代中国的改革》杨序）。柯睿格更推誉道：“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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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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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首章概述了王安石生平及其新政。针对学界一般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总称为“新法”，刘子健认为，这一概念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由于改革举措远不限于颁布几项新法律，更包括“众多体制性的改革”，故采用“新政”这一更综合性的概括。他将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时期：从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即1069年至1085年；通常所说的元祐更化为反变法时期，即1085年至1093年；从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即1093年至1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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