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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49 在致谢时他重提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跨越国界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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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51 自古稀那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绪茫然,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据其《哲人日已远》追忆,刘子健有时很愿意了解些真实情况。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道:“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讨论宋史,又同我谈论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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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53 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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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55 下篇 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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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57 刘子健高度评价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看他前一定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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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59 他主持的改革的非传统性质,其施行方式之彻底,以及其涵盖范围之广,几乎前无古人,直到最近一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改革可以与之媲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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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61 关于后一定位,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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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63 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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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65 然而,在刘子健看来,无论当时,还是现代,“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他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就试图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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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69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官僚彻底取代了门阀出身的贵族官僚,成为君主官僚政体中统治阶层的精英与主体。刘子健对此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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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71 士大夫统治层是中国制度的特色,世界史上的异彩。用读书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无论有多少缺点,毕竟胜于世袭贵族、割据武人、干政僧侣,或其他任何方式的统治分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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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73 宋代官僚政治,说到底就是士大夫政治,对其深入研究自然大有必要。然而刘子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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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75 统治阶级中的这一群体,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过大段的历史或曰事实。(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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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77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子健就将研究视野投向宋代士大夫政治,堪称慧眼独到而首开风气。他研究这一问题时,“中日欧美的史家既有的尝试所给出解释,尚未完全抓住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现象的综合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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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79 对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刘子健有一个总体把握:第一,“宋代君权,高于前代,同时,士大夫的力量也在生长”(38)。第二,“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甚至“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第三,但君权强化导致的“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第92页)。刘子健把士大夫政治(包括其权力与地位)放在专制君权的大框架下,去分析与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与衍变进程。他的研究绝无其时与其后的同一论题中极端化的两种倾向,即要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要么是完全以偏概全的无度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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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81 对这一研究,刘子健原计划只是形成一篇专题论文,结果却远超预期,撰成了一部专著。这部名作批判地融汇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以敏锐独到的问题意识翻上一层,运用了他素所擅长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用行政学解释新法在实施时的困扰,引起新旧看法的冲突”(39),在文献解读与问题阐释上,都“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杨联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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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83 仅以八万字左右的篇幅,完成了笼盖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宏大研究,刘子健史识之卓荦,行文之简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主要得益于他从不铺张不必要的细节,为一般读者考虑,还尽量避免使用过度专业性的术语。杨联陞指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其一,“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其二,“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宋代中国的改革》杨序)。柯睿格更推誉道:“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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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87 该书首章概述了王安石生平及其新政。针对学界一般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总称为“新法”,刘子健认为,这一概念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由于改革举措远不限于颁布几项新法律,更包括“众多体制性的改革”,故采用“新政”这一更综合性的概括。他将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时期:从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即1069年至1085年;通常所说的元祐更化为反变法时期,即1085年至1093年;从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即1093年至1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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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89 在第二章“阐释的问题”里,刘子健首先回顾了先行的研究。他指出,对后变法时期的谴责不应与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偏见搅和在一起;只有将王安石及其新政置于时代与宋代各方面发展的广阔参照系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他撰著此书时,宋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在思想领域也往往关注宋代主流的形而上学与自我修养哲学,相对忽略政治理论,尤其轻视对北宋颇具影响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研究。为此,他在研究中着力抉发了王安石政治理论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刘子健认为,既有的研究都是研究者从“各自所持的特定的政治观点出发来审视王安石”,对此他持审慎的保留态度。他虽然也承认社会经济趋势对政治趋势的有力影响,但同时强调:“政治趋势有其自身的动力。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内,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为做出回应。”(第87—88页)总之,对王安石新政的再研究与再评价仍有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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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91 其后,刘子健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与方法。其研究思路是整合既有研究中各种兼容性的阐释,借以获取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然后建构起自己的阐释框架,结合自身的研究,根据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与政府运作诸层面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进一步提出有别于既有认知的再评价,“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为此,他对北宋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时代性定位:这一时代的中国经历了非常多的“传统的变化”,而“在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当中,关键角色属于士大夫(学者型官僚,scholar-official)或者说官僚阶层。作为学者,他们通过新理论的建构、对儒家经典的新阐释和对儒家传统不同脉络的不同强调,促进了智识的多元化发展”(第89—90页)。然而,尽管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与不断增长的权力,但整个君主专制政体未有实质性改变,士大夫官僚的权力只能来自皇帝有限度的让渡,这种权力“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第92页)。由于官僚在政治行为上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第92页),新政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动力的推波助澜下启动、演进并走到尽头的。刘子健也在这种动态的全图景中充分发掘出既往研究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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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95 第三章“王安石与北宋的政治思想”集中探讨王安石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的这一层面,其时代大趋势则是北宋新儒家的崛起。刘子健认为,尽管王安石预设的变法理想归于失败,后变法时期他的追随者更是声名狼藉,到了南宋,王安石思想“几乎作为偏离儒家思想的不合理的分支而被清除”(第95页),但在北宋新儒家多元主义的走向中却占有“显著的地位”。王安石将其前已有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推向了顶峰,“它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有关治国之道的紧迫任务:财政政策、经济举措、国防、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实际问题”(第96页)。刘子健强调,“早期新儒学的基调是多元性而非正统性”(第97页),其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以胡瑗与孙复为主要代表。发展阶段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学术标准的提升和学术综合性的增强,欧阳修堪称“令人震惊的典范”;二是非传统理论的出现,李觏足称典型。冲突阶段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功利主义趋向达到顶峰”的王安石新学与朔学、洛学、蜀学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其分歧因地域之争、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和政治迫切性而更加复杂和恶化”(第100页)。在要言不烦地概述了北宋新儒学后,刘子健指出,在冲突阶段的四个学派中,“不管他们的政治理论如何冲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忠于各自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原则普遍优先于私人利益的考虑”,“显示出与各自理念一致的值得称道的政治理想主义”。(第103页)他将他们归为“理念型官僚”,以区别于那些“仕进型官僚”,后者通常将政治理想“置于私人利益和个人所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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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9097 刘子健进而分析了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南方变法派与反对新政的北方保守主义者在政治理论背景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为对儒家经典阐释的三大理论问题。首先,变法派尊重《周礼》,而保守派崇奉《春秋》。其次,基于崇奉经典上的分歧,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认为,“相比于道德的自我养成(修己),即个人或内在的个体控制,体制的或从外在对人们道德生活的控制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话,也是更为有效的”(第107页),王安石由此“将政府体制的变革作为首要目标,尽管最终目标仍然是伦理价值可以完全实现的儒家理想的道德社会”(第107页)。刘子健据此认定,王安石仍属于儒家传统内的“体制改革者”。而保守派则坚持“通过道德控制政治行为以实现一个理想政府的政治理论”。最后,变法派尊崇《孟子》而将孟子视为复古改制的哲学家与政治家,保守派却质疑《孟子》对儒家传统的离经叛道。除了政治理论的差异,刘子健还提示,在宗教背景上,变法派更多具有“富于怜悯之心和为众生献身的佛教精神”的光谱,保守派却倾向于“反对打乱自然或惯常生活方式的道教精神”(第113页)。在社会政治背景上,“变法派来自南方,较晚近才登上政治舞台,看起来明显急于表现,甚至要加强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第113页),而保守派“与政府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可能更适应既有的官僚行为模式”(第114页)。在经济背景上,变法派主要代表了新兴中等地主和这类地主家庭的官员,在土地经济与货币经济上主张“积极的政府参与”;保守派则代表了北方世袭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更多追求“将经济体系主要掌握在地主和商人手中”(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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