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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是他在熙宁七年(1074)暂时辞去朝廷职务。北方的大饥荒加剧了民众在改革制度下所承受的任何苦难。反对者鼓起劲头重新发起了攻击,而在郑侠将源自饥荒地区的引人注目的《流民图》上奏之后,宋神宗深为震惊。同时,市易法和免行钱在京城开封引发怨言,使得内廷之人——主要是宣仁太后和宦官们——都告诫宋神宗要提防王安石。王安石的情感和自尊深受伤害,于是请求辞职。宋神宗仍旧对他报以相当大信任,命他知江宁府,同时保留名义上宰相的荣誉头衔。另一方面,通过暂停一些有争议的举措,并征求对它们的坦率批评的方式,神宗第一次对变法表达了某些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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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并没有离开京城太久,不到一年之后,熙宁八年(1075)初,他又回到了在朝廷上的领导位置。但是,在第二次掌权时,王安石发现自己处于比之前弱势得多的政治地位上。他的很多推荐不再得到宋神宗的即刻批准。他的两位主要盟友因为引起他的不满而被降职离朝。曾布(1035—1107)违背王安石的意愿,揭露了市易法和免行钱的不当之处,因此直接促成王安石早些时候的辞职;吕惠卿(1031—1111)则在王安石离开朝廷期间寻求削弱其影响力。现在,【9】他转而寻求支持的那些人更缺乏实际经验,更糟糕的是,也更不值得信赖。变法还在继续,但持续的反对也同样如此。王安石本人日益消沉,尤其是在他钟爱的唯一的儿子王雱去世以后。(6)熙宁九年(1076)冬,宋神宗最终同意王安石退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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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闲生涯中,王安石主要致力于撰写一部有关字源学的书——《字说》。宋神宗封王安石为舒国公以示尊崇,王安石也满意地看到,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他的改革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继续运行着,直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导致变法终止。政治浪潮的突然转向摧毁了王安石的改革体系,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痛,次年王安石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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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一概述,我们必须超越1069—1085年的变法时期,看一下1085—1093年的反变法时期和1093—1125年的后变法时期。(7)反变法时期处于宣仁太皇太后摄政之下。大多数新政一项接一项地被废止或彻底调整。突出的变法支持者最终被指斥为“朋党”成员。甚至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如反对倒向另一个极端的范纯仁、苏轼和苏辙也不受欢迎。在这一时期之初领导保守主义者的司马光去世后,权力落在吕公著、吕大防(1027—1097)和刘挚(1030—1098)手中。他们对新政共同的厌恶,并未能阻止他们在其他事情上意见不合和分裂成私人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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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变法时期始于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政府权力(亲政)。【10】他将以章惇(1035—1105)、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兄蔡京(1047—1126)为首的新政支持者召回权力中心。大多数新政恢复了,有一些还扩大了施行的地理区域。一场大范围的报复性政治迫害,将数以百计的保守主义者流放到具有羞辱性的遥远的地方政府职位。此一盛行的政治氛围的一个显著例外,发生于1100年徽宗接替哲宗皇位之际。唯一一位恢复一定领导权力的王安石的早期盟友曾布,提出了一种调停和统一的政策,名为“建立中间路线”(建中)。他推荐了一些保守主义者担任高级官职,希望弱化派系斗争。不幸的是,这一短命的政策,既未能使其他后变法时期的领导者满意,也未能安抚怨愤不平的保守主义者。成功设法牢牢控制其他所有人的是蔡京。从1101年到1125年——距金朝军队入侵,北宋王朝覆灭仅余两年——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除了短暂中断以外,他始终大权在握。在他的支配下,政治迫害加剧,腐败激增,政府的行政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恶化了。变法在历史上声名狼藉,是由于早先对它的抱怨,对保守主义者的持续谴责,以及尤为引人注目的、对它直接引向导致王朝覆灭的臭名昭著的后变法时期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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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w Laws这一翻译来自中文术语“新法”(hsin-fa)。“法”意为法律,但也指方法或举措。有时,“法”也作为“法制”(fa-chih)的简单表述,可以被译为“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制度”(systems established by the laws)。对此更全面的讨论,见第三章中“王安石的政治与经济思想”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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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王安石生平的详细描述,可参考几本著名的著作。中文的有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梁启超的《王荆公传》、邓广铭的《王安石》和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最后一部包含了最具实质性的研究。日文的有佐伯富的《王安石》。最常被用到的英文著作是威廉森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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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按:时神宗已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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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廉森翻译的很多中文术语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建议新的翻译。关于政府机构和官职的名称,我大多采用了柯睿格(E. A. Kracke)的《宋初的文官制度》和《文官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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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些改革举措的中文术语,在文中按序号如下:①制置三司条例司;② 青苗法;③ 均输;④ 募役法;⑤ 保甲;⑥ 方田均税;⑦ 与5相同;⑧ 保马法和军器监;⑨ 铜币或者简单说“钱”;⑩ 市易法;⑪免行钱;⑫太学和州学;⑬策、论、经义、诗和赋;⑭保任或者被担保而任命;⑮吏或者胥吏。给予吏人一定俸禄、对他们行为不当的惩罚也比过去更严重的制度,被称作“仓法”,因为许多吏人的职责与粮仓相关,而且,他们俸禄的很大一部分也出自粮仓。“仓”(granary)在这里是统称,既指粮仓又指地方政府的财库(见第五章中“吏役次官僚制”一节)。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可参本书第68页注释1中提到的那些名著,或者北宋史料汇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6第1—18页、卷68第1页—卷75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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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者按:此处作者有误,王安石实际上不止王雱一子。对王安石子女情况的详细考证,可参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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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最实用的基本史料,可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除了第71页注释2提到的以外,还可见卷59第1页—卷61第16页、卷63第1页—卷64第10页、卷94第1页—卷98第17页、卷100第1页—卷102第18页、卷108第1页—卷110第15页、卷120第1页—卷122第16页、卷124第1—8页以及卷129第1页—卷131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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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第二章 阐释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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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行阐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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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革及随后政治潮流转向的激烈争论,使得对此复杂历史时期的历史学研究变得非常困难。很多基本史料受困于有偏见的叙述和蓄意删改。首先,(神宗)实录(真实的记录,有时被称作“君主在位期间的编年史”)的起草与改写在反变法和后变法阶段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南宋初期完成而今已不存的第三稿和定本(1),以赞同反变法派的观点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版本由痛恨后变法时期弊政的人所修订。(2)这也符合哲宗之妻昭慈太后的明确期望。昭慈太后支持废除变法的宣仁太皇太后,同时也为其继位为帝的丈夫所厌恶,并因后变法派的报复和宫廷阴谋而被逐出宫。(3)她免于金朝侵略者的囚禁——他们曾尝试寻求保守主义集团的支持而未果(4),后来以极高的荣誉回到南宋朝廷之中,被视作北宋政权以及后变法时期之前美好时代继续存在的象征。正是昭慈太后要求宋高宗告诉实录的编纂者,【12】要将北宋灾难性的灭亡归咎于蔡京及其同党。(5)但是,在实录的最终稿中,这种对后变法时期有意的谴责,与学者们长期以来对王安石及其改革的偏见搅在一起。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不公平的,它部分源于错误地将王安石与后变法时期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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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来说幸运的是,淳熙元年(1174)李焘私人编纂完成了浩繁的原始资料汇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它包含了官方文献和只有极少量编辑修订的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整理,以为一部北宋编年史做最终的准备。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反变法的偏见,这部汇编仍可以和官方档案选编《宋会要辑稿》一起放心使用。这两部著作是最好的基本史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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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编纂于元代,总体质量较差,对变法也尤其不公平。(7)其主要编纂者倚重于有影响力的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朱熹对于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观点尽管有时温和,但基本上来说是不利的。(8)当稿本出现不同观点时,《宋史》的主要编纂者(总裁官)一向都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改,以求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一致。(9)其他关于宋史的权威汇编基本都表现了宋王朝在历史上的进步,但它们未能纠正对于变法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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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安石死后迅速涌现,并充斥整个南宋时期的五花八门的私人笔记,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它们中间有不少都充斥着谣言、诋毁,【13】甚至是捏造。(10)这一时期一些士大夫之间激烈的争名夺利,促进了揭发文学(exposé literature)的增长。附带一提,这是一批引人兴味的文学作品,未来值得研究。比笔记更有用的,是很多主要的士大夫的作品汇编(文集)。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已经被近来的研究者用来补充《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辑稿》所提供的资料,而对这些文集的使用目前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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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安石的研究,随着清代学者蔡上翔详细的传记研究而姗姗来迟。蔡上翔不遗余力地要推翻自南宋以来持续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偏见。正是这部重要的著作,使得现代学者如梁启超,将王安石视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强调他的远见及其新政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而将其重新引介入本世纪。1930年代,柯昌颐和威廉森在他们关于王安石的一中一英两本名著之中,用更多的材料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相同的观点。柯昌颐的著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尽管还不够广泛。一段时期以来,这两部研究几乎被视作权威著作。但是,1936年出版的《宋会要辑稿》,立即证实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可靠性,也披露了大量更进一步的信息,随即使得所有先前关于王安石的研究都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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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学者尚未尝试对王安石及改革作综合研究。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都用于对具体改革措施的细节研究,一项接着一项。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将王安石及其改革置于他的时代和宋代社会各方面发展趋势的广阔参照系之中,【14】才能对其有真正的理解。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如下这些研究:全汉昇关于经济史,宫崎市定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聂崇岐关于政府机构和政治史,曾我部静雄关于财政,以及周藤吉之关于土地制度和官僚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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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宋史领域学者的注意力,概而言之,第一集中在经济发展,第二集中在政治体制。相对而言,很少关注宋代的思想。对这最后一个领域的研究,大体上着重强调在北宋兴起至南宋成为主流的形而上学和自我修养哲学。相反,对政治理论则较为忽视,尤其是那些在北宋时期有影响的强调功利主义的思想。尽管不是宋代专家,萧公权因为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这一方面给予了应有分量的重视而值得赞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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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著作呈现出对王安石及其改革各色各样的阐释。在传统史学中,王安石被视作一位天才的学者,一位诚实但固执的政治家,被自己过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错误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误导。在此视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视作正统意义上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但另一方面,蔡上翔的详细研究宣称,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种误解,王安石应该被看作一位真正的且非凡的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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