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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政治的进路，需要对政治环境，以及相关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快速调查。正如柯睿格恰当地描述的那样，北宋时期经历了诸多划时代的中国“传统内部的变化”（changes within the traditi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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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恪守儒家同一性的同时出现了有创造力的多元发展。从长江流域至福建沿海的南方地区，在全国明显居于领先地位，不只是就人口、生产力、贸易和总体的繁荣而言，还包括教育和学术。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会圈和大城市向外扩散。货币经济缓慢而稳固地扩张着。政治趋势平行于这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曾我部静雄已经指出，宋帝国以经济实力弥补了其军事上的虚弱。然而讽刺的是，在国防需求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导致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下，它沉沦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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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当中，关键角色属于士大夫（学者型官僚，scholar-official）或者说官僚阶层。作为学者，他们通过新理论的建构、对儒家经典的新阐释和对儒家传统不同脉络的不同强调，促进了智识的多元化发展。(21)一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为获得新的儒家正统地位而彼此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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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官员，他们拥有比在之前的王朝更强势的政治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相当满足于他们的事业、声誉和特权；【19】其他的则放松了他们的儒家信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了行为规范。在官员之下的是吏或胥吏，他们并不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却形成了自己的次官僚制（subbureaucracy），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当地政府部门的人。由于几乎无望晋身于官僚队伍，又主要被局限于现有职位，这些胥吏总是在寻找行政管理中的漏洞，由此得以从政府和普通民众手中攫取利益。如果没有理念型和弄权型两类官员活动的话，整个政府管理中的惯性将保持不受干扰。充满激情的官员富于理想，对整体改进感兴趣，寻求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有时也包括次官僚制，以作为实行他们的政策的必要步骤。弄权型官员富于野心，但对整体改进并不感兴趣，主要就他们的事业和个人兴趣来说，他们希望在官僚机构中获得权力和控制力。两个群体，好的和坏的都发起了权力斗争，挑起了紧张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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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中权力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北宋政府的中央集权化趋势。其他起作用的原因有：来自南方的新官僚的崛起（或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代替了北方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们；官员数量不断增长，荫补（即高级官员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有出身者以及其他候选人，都在竞争更好的职位；以及最后，不同思想流派和对政策事务的不同意见，助长了批评与弹劾之风，使得政治氛围中充斥着无休止的指控和反击。【20】裙带关系、经常但并非总是基于政治见解不同而结成的私人党派、在政策事务上有严重分歧的派系之间的冲突，证明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紧张。另一个证据是大量的政治交流，数量之巨或许前所未有：论辩与弹劾奏疏的副本、有偏向性与指责性的公文、参与激烈争论的私人通信、肆意诽谤甚至捏造的非正式著作。它们大多或非正式地通过社会交往，或蓄意地作为政治武器，或商业性地在渴求新闻与流言的圈子中到处流布，尤其是在京城和其他大城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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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然而，这既没有消除专制，也没能阻止其缓慢地得到增强，尤其是到北宋末期。事实上，在高级官员不断增长的权力——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专制主义的增强转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官僚主义趋向同一性。长期来看，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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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官僚拥有法律赋予的纳税与服役的豁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超出了这些权限，【21】在地方官和胥吏的纵容下进一步逃避税收、贪污。任何旨在改善紧张的政府财政的国家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官僚的私人利益，如特权或权力的滥用，无论他们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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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增长在官僚中造成了更深的分裂。少数机敏的人更适应这些发展，寻求在政府财政中引入新的特征，比如用货币交税，政府在贸易方面进行运作，限制大商人的活动。大多数人限于官僚机制的惯性和正统的儒家思想，反对这些新特征，并主张政府不干预贸易活动的传统政策。一些官僚从消费者的观点出发反对垄断商人，其他一些则对商人比较友善——他们或是出于从家庭背景而言与商人没有直接联系，或是通过私人的贸易活动拥有直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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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以及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局势下，王安石出现了。他的思想与行动，回应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的新政设想改善政治环境，但其施行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同时关于新政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因此，根据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将十分有助于弄清王安石时代牵涉的复杂的政治局势，尽管整个图景的很多方面肯定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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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实录本身已不存，但其中很多材料已进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译者按：下简称《续长编》）、《宋会要辑稿》（北宋最好的原始资料）和杜大硅《琬琰集删存》（宋代早期传记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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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自南宋初期以来的编年史）卷40，第745页；卷46，第831页。《郡斋读书志》（晁公武的书籍解题）卷2a，第15—16页；卷2c，第19页。又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25，第1—6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0—13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1—385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0—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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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公遗录》（曾布的记录）卷9，第69页；《宋史》卷329，第526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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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外山軍治《靖康の變におヶル新舊两法黨の勢力闗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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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子语类》（朱熹的分类评论）卷127，第13—14页；《宋史》卷243，第5161页。又见《宋史》卷471，第5676页；卷242，第5160页；卷243，第5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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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序》第2页认为《续长编》是不公正的。但是蔡上翔是否细心研读了《续长编》值得怀疑（见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2页）。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75—178页指出，蔡上翔经常引用对王安石有利的王安石诗注。这些注释为编纂《续长编》的李焘之子李壁所作。而且，《续长编》与《宋会要辑稿》紧密相符。显而易见，李焘在编纂《续长编》时将编辑修改限于最小限度之内（见柯睿格《宋初的文官制度》，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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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序》；梁启超《王荆公传》，第9—10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5—392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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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12—22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403—410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9、118—120页。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大量采用了朱熹所记著名官员的言辞和行为，即《名臣言行录》。对于《名臣言行录》真实性的批判性评价，见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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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史》卷182，第6548—6549页。《宋史》的编纂总裁官是欧阳玄和张起岩（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3，第5—7页；卷16，第11页）。一位可能与两位总裁官意见相左的撰稿人是袁桷（见袁桷别集，即《清容居士集》卷18，第7页；卷41，第12—13页；卷41，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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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篇题为“辨奸论”的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据说，该文为苏轼与苏辙的父亲苏洵所撰，公开指斥王安石。事实上，苏洵从未写过此文。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第1—13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95—98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9—391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09—110、148—157页。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在王安石之前以及其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自称为揭发文学的伪作（见历史制度的百科全书，即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767—1768页；刘子健《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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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67页；狄百瑞《新儒家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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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55—194、20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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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开森《王安石》；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427—428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82页。傅兰克（Otto Franke）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他们的中国通史中遵循了相似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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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聂崇岐对林语堂《苏东坡传》一书的书评，《燕京学报》第34卷，第298页（北京，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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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5—546页；内藤湖南《中國近世史》，第123—130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5—77页；中村治兵衛《王安石の登場——宋朝政権の性格》，第1—12页；池田誠《保甲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王安石の政治改革の問題》，第7—8页。最后一篇论文包含对各种王安石阐释的简要分类。1941年用日文出版的佐伯富的《王安石》，和目前最新的有关王安石的著作，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邓广铭的《王安石》，也都沿袭了最近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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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3—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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