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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差异，不仅由于他们在儒学的渊源、教义与诠释上有所分歧，也由于各自背景方面的其他不同。宗教背景的差异可能对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不同观点有所影响。道教在北方相当强大。道教的星象占卜与对《易经》的研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道教与儒家的融合，明显体现在极受保守派尊敬的邵雍（1011—1077）的哲学上，在反变法阶段之初的领袖司马光的思想中也是显而易见。(15)道教精神可能是导致保守主义者反对坚定自信的政府施政方针及其对惯常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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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佛教在宋以前的乱世中，在北方衰落之后，主要在南方维持住了它的势力。其最主要的组织中心大多位于南方城市，京城开封则是例外。(16)来自南方的变法派，可能受佛教的影响更甚于道教。王安石即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的观点认为，王安石转向佛教是由于其子去世所带来的深切悲痛，尤其是在他从政治活动中引退以后，其时他完成了自己有关字源学的著作，其中借鉴了大量的佛教观念。(17)但是，在王安石的青年时期，他和家人常常在祭拜祖茔时彻夜居于佛寺；在壮年时期，【36】他也与一些有学问的僧人为友。实际上，他的佛教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朝廷上公然宣称，佛祖或菩萨为众生献身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家理想是一致的。(18)退闲后，王安石在与吕惠卿的信中继续讨论佛教——吕惠卿是他从前的盟友，尽管此时他们已在政治上分道扬镳。(19)他将自己在南京的地产捐给了佛寺(20)，又向皇帝进呈了两部佛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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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通常所注意到的，王安石写了大量在精神和风格上类似于禅文学的诗。他有时将佛教口语引入到古典诗歌之中，如苏轼一般。王安石最有名的诗是《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二已由威廉森翻译。这组诗中第九首的上半部分可能是王安石的佛教倾向和口语表达的一个更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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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即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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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即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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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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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亦何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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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首诗也体现了浓烈的大乘精神。一首是《题半山寺壁》之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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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时暖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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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时凉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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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不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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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即是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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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首题为《梦》，更明显体现了大乘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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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世如梦无所求，【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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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求心普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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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似梦中随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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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河沙梦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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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以及他的文集中一些类似的诗歌当中(22)，王安石表现得洞穿尘世，却并不逃离尘世，而是以忘我的刚毅精神，超然而慈悲地投身其中，显示出大乘教义的特色。这里的讨论并不是意图展现佛教影响和变法派的政治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显然，无论是北方保守主义者还是西南温和派，都不可能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在王安石以外的变法派那里，佛教的影响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讨论仅仅表明，在平静、反对打乱自然或惯常生活方式的道教精神，以及富于怜悯之心和为众生献身的佛教精神之间，后者更可能为变法派所接受，因为它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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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在社会政治背景方面也存在差异。到北宋中期，来自南方的进士和高级官员的数量开始超过北方。(23)变法派来自南方，较晚近才登上政治舞台，看起来明显急于表现，甚至要加强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如聂崇岐和曾我部静雄的研究所揭示的，他们倾向于提倡更强烈的中央集权措施，同时支持政府更多地授权给官员。保守主义者在原则上反对这些倾向——尽管在实际事务中未必如此——并公开谴责变法派僭取权力。(24)【38】南方的变法派，如周藤吉之和青山定雄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通常出身于相对新近的显赫官僚家族。(25)作为官僚中的新鲜血液，他们倾向于引入改革。北方的保守主义者，其家族、亲戚和朋友与政府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可能更适应既有的官僚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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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背景上的其他差异可能加深了变法派和保守主义者的分裂。首先，土地所有权因素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变法派主要代表了新兴中等地主和来自这类地主家庭但后来成为职业官僚的官员。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直系亲属不再拥有大量土地，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他们的俸禄。这是王安石的家族背景。仅仅在他之前几代，他的家族才变得足够富裕，从而由自耕农升为地主。但是，王安石的父亲放弃了他在故乡的住所。要么是因为他的父亲只留下很少或几乎没留下土地，要么是因为他的直系亲属在他父亲去世后定居南京，由于住得远而没有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任何收入，王安石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俸禄。(26)尽管王安石家现在更应算作职业官僚家庭而非中等地主，但他们仍然保有其本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那些在他们当地有相似出身的家庭有友好的关系。(27)另一方面，根据周藤吉之关于土地制度的研究，【39】保守主义者本质上代表了北方世袭大地主的利益。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像方田均税法这样的变法措施最初推行于许多大地主恣意逃税的北方地区，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举措遭到来自北方的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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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显著的经济因素是货币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货币的使用在南方日益发展(29)，它更有可能影响到那里的变法派的思想。对于货币经济的认识与理解，明显进一步支持了国家财政的扩张、对地主与农民的贷款以及国家参与贸易活动这些政策。那么，最积极地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两位王安石的亲密盟友吕惠卿和蔡确（1037—1093），都来自东南福建沿海著名的贸易港口——在早期西方文学中被称作“刺桐”（Zayton）的泉州——就不仅仅是巧合了。根据曾我部静雄、全汉昇和其他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变法阶段的主要经济结果包括：第一，沉重的税收、增长的财政收入和国库盈余(30)；第二，货币量的适度扩张，而大量增发的货币又以财政收入的形式返回到政府手中；第三，随着货币流通的适度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趋势，物价出现通货紧缩性下跌，农业的丰收尚不足以补偿。(31)这些状况，加上国家本身参与多项贸易活动的事实，对商人来说是不利的，他们可能比未变法时赚的少得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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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否定货币经济。【40】他们不仅在政策层面上，也在理论层面上反对国家财政的扩张和国家介入贸易活动，谴责这些逐利的举措有违儒家思想。(33)然而反对派也并非全然免于私利。全汉昇已经揭示出一些其家族长期居住在京城开封的保守主义官员和那里的商人之间的联系。(34)因此，反对派可能反映了当货币经济因素进入国家政策时导致自身利益被削减的商人们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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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对于为什么变法派支持政府积极参与土地经济和货币经济，而保守主义者支持同以前一样将经济体系主要掌握在地主和商人手中，他们经济背景的不同是具有一定道理的解释。但是，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和变法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政治理论差异的关系的结论，只不过是种假说。这些假说的提出，是希望它们可以激发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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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政治与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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