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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所需要的，就是“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对此，【44】王安石坚持认为，“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慈溪县学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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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功利主义政策。王安石认为，古代圣人不仅重视道德行为，也重视有益的结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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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大人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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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有益的社会结果的重要性不应与下述作为权宜之计的霸道相混。另一方面，王道绝对不排斥现实的考量。王安石认为，王道在根本上如其道德性一样具有功利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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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至诚，以求其利，而天下与之。故王者之道，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王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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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坚信政府政策的功利主义取向，王安石反对仅仅且过于强调学习经典注疏、玄学和文章之学。(47)他本人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他后悔自己在编选唐人诗集上倾注时间。(48)【45】他也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和探询限于儒家著作，正如他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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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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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显示了王安石作为学者的博大胸襟，和他如何努力将儒家原则及其在现实问题中的运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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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与官僚体制。王安石比保守主义的儒家学者更强调法。可以说，王安石的思想相对于多数儒家学者来说更接近法家理论。然而，王安石的基本侧重点，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家以奖惩作为实现良好政府手段的理念。他著名的《万言书》不断地强调有能力的政府官员的根本重要性，以及如何训练他们（教之），如何通过支付较高的俸禄、运用合适的行为准则进行约束以及用法进行控制来培育他们（养之），如何从他们中选出最优秀的人（取之），如何赋予最优秀的人更大的行政权力（任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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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疏是一份概述一种官僚理想主义的杰出文献。官僚理想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坚持由一个专业上训练有素、行政上控制有序的官僚系统作为主要工具，以努力实现儒家道德社会的理想。【46】应该有良好的政府体制引导官僚的行为，同样也要有良好的政府发起的体制来控制和形塑民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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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的问题，瞿同祖已经揭示出，自汉代以来所有的儒家学者都认可法律的必要性，差异仅在于他们对于法律适用性的解释和他们重视的程度。(51)佐伯富的研究表明，宋代的法律远比之前的唐代严苛。此外，宋代政府致力于在特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的或动荡不安的地区加强秩序——将这些地区指定为“重刑区”，犯下相同的罪行，在这些区域所受的刑罚比在其他地区更重。(52)因此，毫不意外地，王安石和宋代其他许多儒家学者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王安石不明白仅仅依靠法律如何能带来一个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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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轻矣，而所治者多。（《答王深甫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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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王安石一再坚持“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一名言。作为一个儒家学派内的官僚理想主义者，他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人员。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民众的道德教育。从这一目的出发，王安石认为法律没那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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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47】吾不知其可也。”（《原教》）(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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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安石所说的教育的原则，并不像他的保守主义反对者那样，指单纯的道德教化的原则。个人的自我养成（修己）和自我实现（成己）是可取的，但并不足够有效。在王安石的教育原则中，明确包括法度，以提升民众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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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的职能。毫无疑问，在王安石的思想中，官僚体制的进步是治国的重要任务。但是，他所持的理想官僚的标准与那些重视道德素质的保守主义者相当不同。他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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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材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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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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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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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觉得，官僚的主要毛病在于渴望成名，又缺少功利主义取向和实践能力。(57)士人的准备工作和科举考试的侧重都处于错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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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48】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取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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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需要的官僚，要长于阐释经典，善于将经典运用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中，擅长商讨政策、有突出的行政能力和富于法律知识。政府的多元功能需要这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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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确信，政府应该扩展其活动，与之相应便需要扩大官僚系统。他的一份非常引人注目的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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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则事举，事举则虽烦何伤？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害？（《看详杂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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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财政。上文和王安石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内容，表明他确实对国家财政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成功的财政在儒家传统中是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关注点。这一次要关注点的著名鼓吹者是桑弘羊（前152—前80）和刘晏（715—780）。前者有时被视作法家，而后者的政策尽管有效回应了唐代货币经济的兴起，却很少被如此批评。(60)事实上，成功的财政受到王安石之前很多宋代政治家的注意，比如范仲淹，他领导了1043—1044年间的第一次改革。(61)【49】王安石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的新的或者说不因袭守旧的儒家财政理论。他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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