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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弄权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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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清晰可见，曾布是干才型的最佳典型，【76】吕惠卿继之；而章惇和蔡确则介于干才型和弄权型之间。对证据的简要回顾证实了这一分析。曾布与王安石是世交，在年轻时，他的政治观点受到王安石很大的影响。(65)在为变法措施准备法律条例的过程中，曾布发挥了比吕惠卿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与历史上的印象相反。(66)在很多年里，王安石依赖曾布更甚于吕惠卿，尽管吕惠卿也非常重要。然而宋神宗既不喜欢吕惠卿也不喜欢曾布。(67)此外，当曾布证明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想法有误时，他也失去了王安石的欢心。另一方面，吕惠卿运用充分的政治手腕成为王安石的继任者，并将曾布罢免出朝。(68)曾布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掌权力，当时他是唯一一个主张对反变法者采取调和政策的变法派领导者，以求国内团结一致。哲学家朱熹总体上谴责王安石的追随者，但视曾布为值得称道的例外。(69)《宋史》并未留心这种例外，而是武断且不公平地将曾布置于包括他和王安石其他盟友在内的《奸臣传》之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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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章惇和蔡确以更糟糕的方式出现。(71)他们在发起和推行变法措施方面贡献很小，但随后获得了权力，尤其是在王安石退闲以后。在后变法时期，他们蓄意迫害保守主义对手，章惇甚至与宦官秘密策划宫廷阴谋。在个人操守方面，不止章惇和蔡确，【77】连吕惠卿都无法与曾布相比。据说吕惠卿容许亲戚从富人那里勒索钱财；章惇的父亲强占他人房产；蔡确让他的兄弟利用公款谋取私利。讽刺的是，曾布被蔡京赶下台，而蔡京密谋用酷刑从曾布之子处获得捏造的供词，以图指控曾布涉嫌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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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分赞美任何干才型官僚可能是个错误。曾布和其他所有此类官僚都倾向于攫取越来越大的个人权力。这种倾向可能导向偏离性特点，当它们变得更显著和占主导地位时，就恰恰成为弄权型官僚的特征了。章惇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子，蔡确大概也是如此，他们可被视作权臣蔡京的先驱。从这一视角来看存在一种演化关系：首先是在王安石偏爱的行政能力和干才型之间，其次是在干才型的偏离和弄权型的崛起之间。这是保守主义者义愤于所有变法派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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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官僚划分为独特的类型，并不只是一种仅仅便于区分的静态分类。一旦引入历史背景，这种分类立刻提供了一幅政局演变的动态图景。在变法时期，当王安石及其干才型盟友最初推行新政时，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在官僚群中占绝大多数的因循型全力反对他们。但是当新政后来在后变法时期被弄权型恢复时，他们几乎没有遇到阻碍，【78】因为这时弄权型握有足够的权力迫使因循型遵守，事实上新政也已经不新，不再难以适应。然而，从上至下的滥用职权和官僚系统内的简单从众，失去了改革原初激情澎湃的动力，也没有王安石那种程度的官僚理想主义，只能导向一个惨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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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类型与政局演变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用图表形式表现。下面的示意图列举了官僚的一般类型和特殊类型。垂直线表示王安石掌权时变法派及其反对者的分野；虚线下方的区域显示后变法时期蔡京独断之下权力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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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理念型士大夫中，王安石集团也是少数，干才型官僚也不多。根据王安石的判断，他拒绝赋予弄权型官僚以权力。另一方面，【79】绝大多数官僚反对他：理念型士大夫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是出于原则，因循型是由于不喜欢激进变革，贪污型是因为对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利。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靠皇帝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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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时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到这时，许多令人尊敬的士大夫已经过世，在世的则被蔡京流放。专制明显增强，蔡京则将它变成自己的优势。在后变法时期之初重获权力之后，干才型官僚要么出于其自身内部的对立，要么由于蔡京的操纵而再次被罢黜。此外，因循型官僚对改革措施习以为常，因为它们不再新颖；他们也害怕蔡京的政治迫害。既然蔡京本人贪污，贪污型官僚踊跃效仿。改革因此逐渐堕落为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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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类不过是一种新方法的试验。其目的是要阐明当时众多官僚的政治行为，这些官僚对于改革及其余波的不同态度，以及新政的最终失败。另一方面，如目前所展示的，这一分类只是简表。我们需要对尤其是个人传记中所载的政治行为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只有到那时，才可能在某些必要的限定和修正下，更准确地确定一个特殊的个体是否适合某一特定的类型。也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一种历史趋势——在这里是指政治堕落——如何在个人的实际职业生涯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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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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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续长编》卷108，第18页；卷110，第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42，第13—16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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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638—645页；宫崎市定《羨不足論——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第27—50页；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第202—223页。关于常秩的例子，见《续长编》卷24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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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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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续长编》卷226，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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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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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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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续长编》卷273，第7页；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22—27页；宫崎市定《宋代の太学生生活》，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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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续长编》卷236，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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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续长编》卷213，第9页；卷214，第8页。又见《宋稗类钞》卷4，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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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续长编》卷252，第3—4页；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第248—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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