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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到免役钱后，地方政府以固定比例雇用役员。三种役员尤为重要：衙前，必须交纳保证金；弓手，必须通过射箭测试；典吏，必须通过书写和计算测试。其任期为两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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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过一定的削减后，官府原有的长名衙前被保留，但以领受俸禄为前提。地方政府本身代替之前的役人从坊、场、渡等处征取收入，并用来为役员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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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乡村职责既未折算成税钱，也不基于雇用。耆长从第一等到第三等人户中选取，为期一年。壮丁类似地于第四、五等二丁以上人户中轮替。户长每年两次从第四等有人丁物力者中选取，每个税期轮替一次。随后在熙宁七年（1074）改革中，废除了户长，【105】改为催税甲头；因为当时保甲制已将相邻户组织成甲，每甲包含二三十家。(12)简言之，乡村职责仍然是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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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初免役钱征收严格。不久，有些地区借口情况特殊，由中央政府同意，延迟收取或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征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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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役法遭到了无数官员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指责。这其中有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领袖，如司马光、张方平（1007—1091）、韩琦、苏轼苏辙兄弟、杨绘（1027—1088）和刘挚。他们的各种争论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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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变法派在原则上反对募役法，理由如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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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强加给所有人额外的税务负担，因此开了个坏头。（苏轼、苏辙、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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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役钱外的宽剩钱最不合理。它是以弥补可能的拖欠和亏空为借口收取的，但被用作许多其他目的。不断扩大的国家财政除了欺骗和压榨百姓毫无意义。（韩琦、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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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役钱的数额由中央政府根据统一规划确定，分配给每个地方政府一定数量，而几乎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杨绘、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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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钱支付造成货币短缺，即“钱荒”。为了缴税，所有农民不得不在同一时段内售卖产品以获得现钱，因此造成对他们不利的物价下跌。不只是农民，人们长期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106】不懂市场运作或货币经济的方式，许多家庭因此而破产。（司马光、杨绘、刘挚、张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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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变法的领袖相信，从前差役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征发，更值得信赖，而雇来的人则不太可靠。后者希望被雇用，是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既然他们在社会中得不到尊重，其服役不可能有好的表现或效果。需要有足够高的报酬以吸引他们申请服役，然而他们还是经常背约逃亡。（司马光、苏辙、张方平、刘挚、杨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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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一般考虑，反变法领袖对免役钱还有具体的批评，如关于其管理和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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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纳税额等级的调查是不可靠的。（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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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员急于取悦中央政府，有意展示他们自诩的行政管理能力，就会将许多人户置于他们所不属于的高等，因此征收远超出必要的税收。（司马光、刘挚、张方平、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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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等过于僵化。如果遇到饥荒或其他困难，它没有提供蠲免或任何其他可能采取的措施。（刘挚、张方平、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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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负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它不一定会减轻上等户的负担，因为从前他们只是轮替服役。另一方面，重负也落在了从前无此负担的穷人身上。（所有的反变法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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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那些过去免于服役负担的人仍然应该得到豁免。【107】单丁户、不成丁户、女户令人同情，寺观也应予以考虑。政府要意识到，很多场合及有不时之需时，它要依靠城镇居民的大量贡奉，尤其是大小商人。因此免除他们的服役征用是合理的，而强迫他们缴纳免役钱是不合理的。同样的，官户也应享有免税特权。（所有的反变法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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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抱怨，王安石让主要负责起草募役法方案的曾布做出尖锐的反驳。曾布没有试图在所涉及的原则层面为新制度辩护。在这里，观点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既然皇帝已经批准了这些原则，再为此争辩实无必要。曾布只限于对免役钱的分等和管理这些具体的批评，逐点进行了反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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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缴税义务等第的调查跟之前的土地税调查一样可靠，甚至会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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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有事例报告说官员有意征收比政府计划的更大数量的税额。如果有类似情况发生，乃是误解或滥用制度的官员之失，而非制度本身。后来下达了一道旨令，会罢免任何犯有此项错误的官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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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虽然税则没有提供在艰难之时的蠲免或其他紧急措施，但必须指出，政府始终都需要这些服务。而且，从前的差役制没有任何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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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上等人户的预定税额规模颇大，【108】但每一户在任何一年都只支付政府所需的全部劳役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种负担不会像在差役制下那样几乎是灾难性的——当轮值之时，一个家庭不得不提供整年的全部劳役，很容易因此而破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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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既然是为地方政府服役，那么该地所有人户共同承担这一负担才是公平的。从前被豁免的人户，不应再继续享此特权。城镇居民的抱怨能够得到倾听，因此他们对于所承受的痛苦夸大其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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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役法在反变法派的反对下普遍推行。其结果就相关的国家财政而言，证明是令人印象深刻的。(19)然而，反对与抱怨持续不绝。反变法时期开始，争议重启。一些变法派如章惇，承认这一制度有许多不足，应该改进而非全部废除。一些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如范纯仁和吕公著，以及西南温和派群体特别是苏氏兄弟和吕陶，同意此制度应该废除，但要逐步、谨慎地。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如刘挚和王岩叟坚持要将其立即无条件废止。反变法的领袖司马光总体认同此派，导致了突然的变化：既没有全面废除募役法，也没有完全恢复从前的差役法。主要变动是：地方政府首先雇用役人；当需要更多帮助时，【109】从上等人户中征发服役；允许轮流服役的这些人户雇人提供分派给他们的役务，然而他们自身仍旧要对此负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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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调整的征发服役制度让许多人都不满意。此外，缺少了募役法的税收，国家财政遭遇了日益严重的赤字。后变法时期募役法又突然恢复，其税务负担较诸变法时期的原初状况更严重得多。(21)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后变法时期的弊政臭名昭著，又有保守主义学者的反对，但在整个南宋时期，地方政府服役主要靠募役制提供。简言之，王安石的这一特别改革，成为后来中华帝国的一个既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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