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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24—225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50—161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0，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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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续长编》卷257，第8页；卷263，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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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通考》卷12，第132—133页；《续长编》卷245，第16—17页；卷277，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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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26—237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62—169页。杨绘和刘挚更多的公开反对，见《续长编》卷223，第5—6、12—14页；卷224，第3—5、7—9和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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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续长编》卷215，第7页；卷225，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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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续长编》卷234，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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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续长编》卷237，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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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续长编》卷223，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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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续长编》卷279，第18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53—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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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86—191页；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40—24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8，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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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91—244页；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55—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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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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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续长编》卷220，第15页及卷223—225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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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续长编》卷223，第11页；卷24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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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续长编》卷217，第11—13页；卷246，第9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86—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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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联陞《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第37—38、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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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第389—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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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73和189页；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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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续长编》卷239，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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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续长编》卷267，第6页；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199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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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聂崇岐《宋役法述》，第251—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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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结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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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新评价展现了王安石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他支持这样一种理想，即以一个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的主要手段。同时本书也将他描述为一位制度的改革者，他不仅尝试改变，同时也意图建立新的政府体制，以指导和形塑官僚与民众的行为。王安石政策的重点不在于法律的颁布与执行，他也并不将“富国强兵”作为头等大事。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至治之世”）。正因为此，王安石和与他同一时代的支持者，以及后世的赞赏者，都否认他是一个法家。但是，多数保守主义儒家学者坚信，重点应该放在个体的官员身上，而非官僚体制。对他们来说，王安石所谓的法度——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体制和政府主导的体制——与法律的性质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将王安石视作法家，或者至少是误入歧途走上了与法家相同的方向的儒家。平心而论，就王安石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来看，【115】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当然，他是一个激进的儒家，但“激进”只是相对于许多保守主义儒家学者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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