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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的理想主义基本上是官僚主义的，王安石总是把他所诠释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就其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而言，他对自己的目标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义。他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大多数人，但是新政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它们给人民带来的利益。不仅官僚家庭和大地主们对引起他们反感的一些新政特征表示不满，许多中等地主和其他较不富裕的人基于他们的理由也各有抱怨。简言之，王安石的政策未能清晰而坚定地奠基于一个明确的社会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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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安石的看法，官僚体制至关重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因为他没有从官僚群体获得足够强大的支持。他甚至未能成功地从他赖以实施新政的干才型官僚那里激发出持续的忠诚。当这些官僚的一部分沦为弄权型官僚时，新政所已实现的成就也丧失了。此外，王安石长于对政治事务作理论思考，而短于政治实践。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行政管理上，而非把他的反对者争取过来，比如对于不像北方保守主义者那么激烈反对他的西南温和派。因此，尽管他强调官僚体制的重要，他却没有真正得到整体的官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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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通过政府运作履行其职责，在此，【116】王安石的计划遭遇了额外的困难：不断增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增强伴随着弄权的危险，不管在政治还是行政上都不可取的更强的同一性，无法按预期执行政策、逐渐膨胀而又积弊难改的吏役次官僚制。从变法，到反变法，再到后变法时期，这些困难稳步增长，达到了王安石所从未预料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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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官僚制国家。在强调功利主义治国才能、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及政府主导的体制方面，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既然他的方式未能成功，唯一的替代方案看起来就是传统的儒学，或者从南宋以来被尊为正统的儒学。然则后一种方案强调道德品质和对官僚阶层的道德影响，忽视功利主义政策和对国家机器的操纵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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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种道德主义的方法是否足够现实。它是否掩盖了一个官僚制国家的生活真相，从而抑制了后来的中国人思考政治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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