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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的认识，给了笔者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唐代社会概略》的问世，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热闹一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下。二是本书第一章“阶级”，在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领域中确为标新立异之作。三是黄现璠对于当时学术界的流行语“阶级”一词的理解与众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各种学术新思潮纷呈，“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接二连三，各种时髦用语，诸如“阶级”“奴隶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士大夫阶级”一类，流行一时。由于黄现璠的新史学新观念与当时社会史论战思潮存在分歧，他对当时论战时期流行语“阶级”概念的运用和理解必然会独出己见。正如他在第一章中所说：“唐代社会，所谓‘贱民阶级’，并非作者标奇立异，实因‘良’‘贱’二字，当时已为普通之称呼，隐然有阶级之分……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与良人不同，处处显出阶级之意义。”从中可见，黄现璠运用的“阶级”概念，既有着中国传统“阶级”的内涵，又有着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阶级”的含义，具有双重性。他的“阶级”概念，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划分社会身份等级时指涉的阶层属性，而且具有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指涉的社会大集团中受压迫群体的属性。这种两重性并不意味着黄现璠将中国传统“阶级”（即阶层）的观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不加区别混为一谈，而是恰恰相反，《黄现璠口述自传》中的一段话可资佐证：“就历史事实而论，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古代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概念，大多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实同于‘阶层’，它与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概念存在实质区别。”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现璠于书所用的“阶级”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指涉社会学概念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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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贱民阶级”的具体论述，读者可以慢慢“温故”，品味董狐直笔，从中“知新”而获得新认识、新收获，笔者于此就无意画蛇添足、详言细语了。接下来略论一下书中的“娼妓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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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有关中国“娼妓”的研究，始于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的王书奴编著《中国娼妓史》，与之相较，《唐代社会概略》的另辟蹊径之功在于“以诗证史”，可谓走在了20世纪新史学运用新方法的前列。他的这种别出心裁的治史法，显然早于陈寅恪先生，只要将两者发表论著的年代略加比较便可了然。事实上，黄现璠早在1934年8月发表的《唐代之贱民阶级》一文中，已开始运用“以诗证史”的治史法。对于黄现璠而言，诚可谓“笔墨蕴道承史事，不法常可拓新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智者必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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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璠于“娼妓阶级”一节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其写作缘起，即“有唐一代，文武百官，学士才子，类多寻花问柳，流连忘返，恬不为怪。吾尝读唐人诗集，每遇风流韵事，兴趣盎然，爰作此篇，探讨唐代社会娼妓阶级生活之概况”。由此表明两点：一、黄现璠“尝读唐人诗集”，熟知唐诗内容。二、尽管《唐代社会概略》诞生于“社会史论战”和“废娼运动”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但该著绝非临渴掘井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作者熟知前言往事的厚积薄发论著。引申而言，黄现璠于《唐代社会概略》中“以诗证史”的新治史法，从侧面说明了其对史据运用的严谨以及谨慎驰骋议论，以免失真的高度自律性，这表现在：他本着“治史不以孤证立言”的一贯信仰和原则，在具体论述中大多是将正史作为论证的直接证据或史据，而将唐诗只是作为论证补充的旁证或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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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第五节论“坐食阶级”，同样属20世纪早期研究唐代僧尼生活或唐代佛教社会史的先声之作，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坐食”一词，古未有之，最早出现有可能始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倡导者梁启超于1899年1月12日发表在《清议报》第三册上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而黄现璠所用“坐食阶级”一词，则为作者首创，后学不乏沿用者。作者笔下的“坐食阶级”，主要指汉魏以来的佛教僧尼阶层。在“坐食阶级”一节中，作者对唐代佛教僧尼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笔诛墨伐，指出，“唐武宗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冻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坐食阶级之贻害社会，已可概见。唐代僧道之数，多至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则其为害，又岂浅鲜”。由此表明黄现璠对唐武宗会昌年间发起的毁佛运动显然持赞同态度。书中有言：“世谓佛教三武之祸，武宗为其一。然以经济民族方面言之，武宗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生长人丁，获利匪浅，何祸之有？”即为一证。因此，黄现璠以史料为基，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坐食阶级的唐代佛教僧尼阶层施以春秋笔法，大张挞伐，实为其读史有感而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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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唐代社会概略》中第二、三、四章关于“风俗”“借贷”“交通”的论述，同属20世纪论述唐代风俗和经济问题的先声之作，其中不乏课题创新和观点新颖之处，例如黄现璠于书中对“我国资产阶级”的起源、发达、内涵的发微阐精、穷理尽性，即不失为作者独步一时的独得之见。虽然黄现璠不是唐代经济史专家，但其著《唐代社会概略》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同样处在当时唐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性成果的前列，以至《唐代社会概略》与陶希圣、鞠清远合撰的《唐代经济史》被今人誉为20世纪最早开拓唐史专门研究的“双璧”，似乎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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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唐代社会概略》对唐代社会制度的新探索，曾给予了海内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启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项阳撰《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正因上述各方面因素，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乃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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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璠曾经坦言：“余一生历经过晚清、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时代，终生潜心治史，凡五十余年……亦终究无能为力赶上20世纪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千变万化的时代潮流和步伐，因而只得固守余于半个世纪前已经形成，而至今始终若一信奉的历史进化观念：‘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自序”）从中体现出他的一些“守旧”理念。这种“守旧”，固守的是客观求实的治史传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伦理，是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学理，借以抗衡流行于世的“以论带史”或“史从论出”的泛政治化史学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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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是读书人学习上历久弥新的真理。“温故”滋生“知新”，“知新”孕育“创新”。纵观黄现璠六十余年的治史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温故而知新”的过程，而创新成为“黄现璠史学”始终如一的中核，古为今用的治学守旧则是“黄现璠史学”始终若一的伦理。北京出版社十余年来陆续出版的“大家小书”，长期以来惠及学林和读书界、藏书界，此次将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纳入其列，同样能让唐史学界与社会史学界重温经典，让莘莘学子“温故而知新”，让广大读者消费到充满正能量的健康精神食粮，不失为对学术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大贡献，可敬可佩可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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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起草于旅澳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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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23日改订于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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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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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者黄现璠先生。从那年起，黄先生于读书时，把唐代社会史辑录下来。他从史学系毕业后，继续在师大研究院用功，这种工作仍然不断。最近，他要到日本去求学去了，才把材料编为本书。今年上半年，我既与鞠清远先生编成《唐代经济史》，下半年又有这《唐代社会概略》写成，在我是很喜欢的。略记经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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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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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第一章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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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贱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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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贱民阶级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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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鄙视奴隶，称为贱民，由来已远；且几无代无之，不独唐代为然。《荀子·王霸篇》“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杨注：臧获，奴隶贱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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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贱民，不限于官私奴隶，即商人亦包括在内。《通鉴》卷二○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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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武后）久视元年……十月……张易之……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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