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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纳之不可不赏，赏逆则废教，将焉用命？”命斩奴而反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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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本有功于建德，惟在此主奴阶级森严之下，反受牺牲，嗟哉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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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上 唐代良奴诉讼，虽有明文规定。惟实际上，矛盾多端，兹据《唐律疏议》律文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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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疏议云，“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逆以上并不坐”。（卷六《名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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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居相为隐”，本为唐律原则。惟遇谋反、谋叛、谋大逆三大事，则奴不得为主隐，必诉于官。不然，万一事发，则同没入官。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隶诉主，亦受死罪。《唐律疏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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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卷二四《斗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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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主告奴，且为诬告，该得何罪？同书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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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诬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诬告子孙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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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诬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诬告，更不用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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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虽如此规定，然奴告主，纵是谋反，谋逆，亦“官官相护”，奴反受罪。《新唐书》卷九七《魏暮传》记载，即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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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暮引律固争，卒论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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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告主，律有明文，惟议者反谓“奴诉主，法不听”，究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知唐代社会，乃以“入主出奴”为原则，固不斤斤于法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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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为简便起见，综合主奴处罚不平等之事项，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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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贱民身份，虽然卑下，不过遇本主势盛一时，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记录，可为一般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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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公主夺民园，不酬值，朝隐取主奴杖之。（《新唐书》卷一二九《李朝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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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行将蒇陵事，禁屠杀，尚父郭子仪家奴宰羊。（同书卷一三〇《裴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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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易之家奴，凌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同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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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举，总非贱民之幸，盖凭势侮良，取得财物，不一定归为己有，惟发生祸端，则一身承当。所谓“小人得势，自忘形秽”，可笑亦复可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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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贱民阶级之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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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贱民，既如此其多，所受待遇，又如此其苛，然本主中，不乏仁慈；贱民中，亦不少英杰，起而为解放运动。解放运动之方式，约分为被动与自动两种。被动之解放，又分为（一）国家及本主恩免，（二）主亡及老免两种。自动之解放，亦分为（一）逃亡，（二）叛变两种。兹分述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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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动之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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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及本主恩免。此种恩免，只限于官贱民。唐代官贱民之解放，经三个阶级，即前所谓“一免为番，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是也。此种制度，至元改为“一免为良人”。按唐太宗初即位，即放宫女三千余人，后世传为美谈。兹列举唐代国家恩免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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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贞观二年三月……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自卖者，还其父母。（《旧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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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放掖庭内园没入者。（《新唐书》卷八《敬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