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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既能诗能文，无怪白居易、杜牧辈，以气味相投，多与之唱和，流连花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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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据同书，例举当时妓女，自慨身世，或与游客酬答之诗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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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会宾）病疾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回，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又其后将死时，作绝命诗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辎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时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流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麇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沈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颜令宾”条）（注云：此种诗句，字字由肺腑流出，寓意深长，情感悲悒，有不可卒读者，非有高才深感，讵能道其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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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丰姿，亦甚慧黠。予（即《北里志》作者孙棨）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闲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淡雅饮，尤见风态，予常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肌，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原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予因题三绝句……尚差数行未满，翌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若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值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余，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到，只问仙郎有意无。”（其后宜之适人，一日孙棨过其门，宜之使福之遗以诗）云：“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孙览之，不胜感喟，深悔失机。）（“王团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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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娘归郭锻后，郭有前妻并因事忙，不能常至润娘处叙欢，而润娘性浪漫，仍不时与旧客往来，事泄，每为郭所痛殴。一日，润娘用彩笺题诗寄其相好郑光业云：“应是前生有夙冤，不期今世恶姻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以吓人传铁券，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得诗后，即取笔答之，诗云：“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干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楚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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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宇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谈谐。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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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游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阮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王苏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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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妓女，擅长诗词，不止此数者，其与游客互相酬答，及自慨身世之诗句，美不胜收。盖当时文人才子，多与之公开往来，几于名士，无不风流，自许为儒生典型，缙绅模范之权德舆，然犹以不到扬州妓院一游，谓为“书窗误一生”，前引其《广陵诗》云：“广陵实佳丽……颦蛾价倾城……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所以妓馆所在之地，有“风流薮泽”之称。《开元天宝遗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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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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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进士皆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唐摭言》卷三亦有同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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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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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新进士逗留妓馆，即皇帝亦多微服行幸。《北里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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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学子则狎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事，故进士自此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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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唐代，上自帝皇，下及名士，无不喜作北里之游，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谓“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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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170694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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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第三节 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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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劳动阶级环境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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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劳动阶级，乃指劳其体力以谋生活者。换言之，即农、工、奴隶及商人等。顾唐代商人，势力最大。前引《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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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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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劳动，势力可反抗官宪。所以唐代劳动阶级，舍商人不论，只有农、工、奴隶三者。奴隶已见于前，工人史料，极为缺乏，故本篇范围，限于农民方面。农民分为自耕农与佃户两种，两者之身份地位与经济状况，虽各不相同，然皆属于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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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皆以农立国。农民占国民绝对多数，财政之源，惟此是赖。因此所遭虐政，受苦特甚。唐代天宝以前，政治清明，国库充裕，劳动阶级尚不受若何痛苦。及天宝以后，官多法乱，劳动阶级之痛苦，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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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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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于是苛政杂税，无不从此而生，劳动阶级，而大受其害，唐亦以“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