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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危险，生死莫测，人民视为畏途，不惜自残躯体，以期幸免，白居易《长庆集》卷三《新丰折臂翁》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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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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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云南蛮败绩，死亡六万人，有诏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驰救，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押送军前老翁折臂，虽“痛不眠，终不悔”，盖喜老身今独在，不作云南望乡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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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时虽自残形体，不独不免役，而且获罪。《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诏”云：自今有自伤残废者，据法加罪，仍服赋役。人民不肯服兵役之原因，除征途危险外，且苦于行军费用，自行筹备。《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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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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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欲谋避免当兵之苦，只有分居，使人口减少，不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数。《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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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玄宗二十六年）又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又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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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家财富裕者，避免兵役之法，则以金钱贿赂。《全唐文》卷一五八刘仁轨《陈破百济军事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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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纪录，州县发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壮，家有钱财，赂与官府，任自东西藏避，即并得脱，无钱用者，虽是老弱，催皆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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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于东北西北，连年用兵，天宝以后，内部又屡起藩镇之乱，人民苦于徭役，不堪言状。后并耕牛，亦为兵士所夺，民生益困。《全唐文》卷六五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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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军过宰杀，及充递车，已无大半。今若更发四千余车，约计用牛一万二千余头，假令估价，并得实钱，百姓悉皆愿去，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今假令府司排遣，十分发得一二，即来岁春农，必当尽废，百姓坐见流亡……恐饥荒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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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可见当时需索之多，农民耕牛，早已被夺，试问何以为生，恐不仅“流亡”而已也。且当时之兵，节制不严，旌旗所过，劫掠时生。《韩昌黎集》卷一九《与鄂州柳中丞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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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焚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颖、淮、江，为之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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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状况，继续演变，又恐不独“骚然”而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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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都于长安，用兵西北时，所用军饷，皆由东南运去。自运河而黄河，舟楫之劳，多役民为之。《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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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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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夫遭难，反“以逃亡报”，且复“系其父母妻子”，以治之罪。人民何辜，遭此荼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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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挽舟，本忍痛为之，然有司反别开花样，以取乐焉，同书同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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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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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劳民荒淫，与隋炀帝南幸在运河途次行乐，无以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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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以水途辽远，须时又久，到达之日，及所运之粮米当然有所损耗，然官吏不察，每治挽夫罪。同书同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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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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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王司马集·水运行》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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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运船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饥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费，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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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漕米到达时，所以不足原额者，多因“覆舟败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挟为奸”，遂至挽者，无辜受累，致“死者不可胜数”，亦云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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