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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唐后，随着政府对商人态度的改变，社会上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也起了变化。许多人认为商业并非是末业，应该和农工并列。如刘秩认为“物重则伤农，钱轻则伤贾”[15]，提倡农商不可偏废。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16]主张保护工商业。当时一些人认为末业是制作、贩运奇货，而贩运日常生活用品却是本业之一，应加以保护。如杜元颖认为必须“禁末作，绝奇货”，才能做到“惠工商”[17]，从而对末业这一概念作了新的界定。甚至有人将商业的作用与农业摆在同一地位，指出有利民富民之效，如柳宗元谈及柳浑任永丰令时，曾使“耕夫复于封疆，商旅交于关市”，因而“既庶且富，廉耻兴焉”[18]。一些文人在作碑志时常将官吏保护商业、发展商业作为功绩之一，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商人的新认识，从贬视为“贱类”的人身侮辱中渐渐有了公正的看法。牛僧孺曾借韦元方之口云：“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19]指出商人获得财富也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并非是不义之财、不劳而获。一些诗人摆脱了传统对商人的蔑视情绪，常将商人作为正面歌颂的对象，如“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20]。歌颂了商妇相思之情，表现了经商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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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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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代商人在服饰、车乘等方面被明令低于普通百姓一等。至唐前期，这些限制仍十分严格。乾封二年，“禁工商不得乘马”[21]。永隆时，“商贾富人，厚葬越礼”，高宗便令地方官“严加捉搦，勿使更然”[22]。武则天也称：“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损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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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一些富裕商人已不再顾及政府的禁令，如骑马者“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粉烂，从以童骑”[24]。商人妻女身上装饰各种珠宝，“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25]，“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26]。对于商人在服饰等方面的变化，政府的对策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在不违反封建等级制度的前提下，政府承认商人与庶人、胥吏具有相等的享用权利。如大和三年敕：“胥吏及商贾妻，并不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胥吏及商贾妻女老病者，听乘座车及苇舆车。”[27]会昌元年御史台也奏：“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车魌头同用合辙车。”[28]政府实际上已完全将商人与平民同等看待，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对一些富商凭经济实力在服饰等方面违反了封建礼仪等级制度的，政府仍予以禁止。如大和三年禁止“最为僭越”的商人乘马，官僚的丧葬和商贾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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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人具有入仕做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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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这是自汉以来一贯执行的法令，至唐前期仍然如此。至中唐以后，商人入仕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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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见的商人及其子弟入仕的材料中，有人竟位达宰相，如毕諴是盐商子，后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9]；朱宣之父因“鬻盐抵死”，但自己却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0]。也有人所任官职在当时是最为热门的清职，如盐商子顾云，后官为博士[31]。部分商人入仕后，就任了高级武职，如安禄山、史思明曾是“互市牙郎”，后为威赫一方的节度使[32]；陈敬瑄“少贱，为饼师”，后任西川节度[33]。其他如王处存、李泳、钟传等也官达节度、刺史等职[34]。至于商人及其子弟任中下级官吏的，则就更多了。也有商人在藩镇任职，如刘从谏借牙职于商人，“使通好诸道，因为贩贸。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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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唐以后商人入仕已势不可挡，入仕的禁令已无情地被抛弃了。僖宗时，政府公开承认了商人为官这一事实：“刺史、县令，如是本州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百姓商人也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刑。”[36]这个诏令中，僖宗禁止的是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但承认了商人也能任文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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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进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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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故商人在唐初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唐代选法规定不得有工贾之徒参加铨选，所以商人难以通过铨选来授到官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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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入仕的禁令不再重申，逐渐就有一些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谋求官职。如盐商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升甲乙科。杜琮为淮南节度使置幕中，始落盐籍”[37]。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大和元年及第，成为官宦之家[38]。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39]。也有商人因考试不合格而落第者，如唐末黄巢本是贩盐出身，“屡举进士不第”[40]。上述数位参加科举的商人及其子弟，一般通过乡贡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从幼年念书至长途跋涉赴京赶考，必须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撑，只有商贾及官宦、财主才能承受这个负担。如陈会“其母甚贤，勉以修业，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赉致”，便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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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工商子弟同样是没有资格入学的。然至中唐，学校中已不全是官宦子弟了。敬宗宝历元年礼部奏：“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者[41]。韩愈指出：“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42]很明显少数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了两馆、太学学习。按照唐代法令，国子诸学乃是品官子弟求学场所，而现在已有商人子弟在学，这对唐代官僚等级制度起到了较大的冲击作用。又开元二十一年敕：“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43]州县学为普通百姓开放，那么商贾同样也具备了入学的条件。马端临论及五代学校时说：“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4]则最迟至唐末，商人子弟已能入州县学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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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人能用钱币财物购买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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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商人通过捐布匹而授官的，我们仅见两例，所授的都是低级文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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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安州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授宣议郎[45]；高宗时安州彭志筠以绢布二万段助军，授奉议郎[46]。唐前期商人通过捐财求职的其他例子史书中没有记载，说明商人通过财力得官在这一时期是十分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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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观。由于当时国家财用匮乏，于是有卖官爵之令，“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47]。所出卖的官爵，主要响应者当是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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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人还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设法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凭借财力贿赂官吏，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是商人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部分商人通过入军来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入军是从天宝时开始的，“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48]。安史乱后，“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的情况依然盛行[49]。至唐末僖宗乾符时，军队中商人仍为数不少。于商人来说，入军不失为入仕的一条好途径。王处存世籍神策军，其父“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50]。河阳节度使李泳也是“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51]。入军使得商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人籍此而陵驾地方官吏之上。如韩愈云：“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52]刘栖楚为京兆尹时，京城“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53]。捉官本钱也是商人地位上升的一条途径。唐初政府各司就挑选部分商贾为捉钱令史，但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因而时置时停。中唐后，捉官本钱者仍能入流，且受政府的严格保护。如建中时不赞成政府捉本钱的沈既济云：“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且得入流。”[54]说明捉钱者既可免税，又能入仕。部分商人通过影庇官司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中期以后，商人影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和时，“三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55]。大中四年御史台也奏：“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差科尽归贫下。”[56]可见，商人影庇于各级官府之中，具有部分官商性质，这对商人地位的提高确能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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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点所述，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唐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商人的地位有了逐渐提高的趋势。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中国历史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唐以后已渐露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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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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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主要和唐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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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唐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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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的军事力量也就日渐减弱，代之而起的地方节度势力拥兵自重。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他们拥有军事、行政、财政大权，自立一方，拒命不接受朝廷的领导，成了唐朝的国中之国。对于唐政府来说，割据藩镇是一个个腹中之患，于是就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削藩之中，再加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及唐代官僚消费数量的日渐增加，政府的财政更趋拮据。为此，政府就不得不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日益增涨的军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从而使得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以重振旗鼓，恢复唐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尽管这仅是中唐以后有为帝王、宰臣的梦想，但他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做了。这样，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包括对商人的政策，势必有了改辙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王钦若论及这一政策变化时云：“唐自兵兴已来，始追用汉氏衰耗之政，算山泽之利，征赋于人，非哲王致理之令典也。盖其初以经费殚弊，薄其取而约其法，故国用旁滋而人不告困。”“其后奸邪之臣务为多门之用，使局额月蠲，门类滋多，收天下之徒为彰占避徭之户，于是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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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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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生产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政治上有力地扫荡了京师的门阀大族。而从此以后，随着藩镇势力的兴起，以及唐政权中大批武将、宦官势力的上升，科举制的继续发展等因素，有唐一代的门阀势力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而用以阻挡商人等阶层入仕的作用也在逐渐消失，这为唐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宽阔的舞台。换句话说，门阀氏族势力衰落的过程，就是商人社会地位抬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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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统治者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封建的等级制度。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将属民划成四等的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直至宋代，这一等级观念渐渐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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