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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禁榷时期的官牙人密切配合了官商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利润。以大中七年为例，《资治通鉴》卷249云：“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大中七年的禁榷收入占了中央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对于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来说，榷物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不可否认，牙人在实现这部分财政收入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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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边境互市中的牙人，对促进和推动唐王朝与四周少数民族的贸易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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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牙人在经营活动中也产生出了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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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牙人在作为商品交换中间人的过程中，常常会以劣充优，哄抬物价，买空卖空。《五代会要》卷26《市》云：“周广顺二年十二月，开封府奏：商贾及诸色人，诉称被牙人店主引领百姓，赊买财货，违限不还。其亦有将物去后，便与牙人设计，公然隐没。又庄宅牙人，亦多与有物业人通情，重叠将产宅立契典当。或虚指别人产业，及浮造层舍，伪称祖父所置。更有卑幼骨肉，不问家长，衷私典卖，及将倚当取债；或是骨肉物业，自己不合有分，倚强凌弱，公行典卖。牙人钱主，通同蒙昧，致有争讼。”这使我们看到，牙人常常会做一些欺骗人的事情，使得买卖双方之间经常出现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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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在贯彻政府法令和作为官牙人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有害于商品交换的坏事。建中四年牙人和主人一起收交易税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得半，而怨 之苦，嚣然满于天下”[75]。同时，一些官榷牙人常常引导一部分商人进行私贩活动，以中饱私囊。《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云：“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四日即位，十月诏复茶税。盐铁司奏曰：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官司量事设法，惟税卖茶商人，但于店铺交关，自得公私通济。今则事须私卖，苟务隐欺，皆是主人、互郎中里诱引。”这里的“互郎”就是牙郎，他们凭藉了在官榷中的特殊地位来诱引百姓私贩。《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云：“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者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针对牙人的私贩政府专门有禁令，说明牙人私贩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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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活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但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因此唐五代牙人的活跃，很明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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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这次收录时作了部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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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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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的150多年间，出现了藩镇割据势力，它以河朔三镇为首，对唐朝中央政府进行了离心的冲击。在这些割据藩镇范围内，商业是否在发展?割据势力对商业的态度是怎样的?商人是否与藩镇势力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这些问题，学术界研究不多，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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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藩镇割据势力重视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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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藩镇割据势力占据的地域较广，其中以河北三镇为首的河朔割据型最为典型[76]。他们是由安史叛乱的余孽组成的，节度使由本镇拥立，财政不上缴中央，军事上拥重兵自擅。除魏博、成德、卢龙三镇外，这一类型还包括易定、沧景、淄青、淮西四镇。此外，在中原地区，唐政府为了控扼河朔、屏障关中、保护江淮漕运，设立了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等方镇。他们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不谓割据，但实际上节度使多是一批骄悍的藩帅。他们在讨叛战争中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而“专恣一方”，拥兵自重，与割据势力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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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势力占据着广大的中原、河北地区。这些地区在唐前期经济十分发达，因而商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藩镇对商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能熟视无睹，商人和骄藩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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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藩镇割据势力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订了一些保护商业经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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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安、史两人出身少数民族，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因而他们可以充作唐王朝与边境少数民族互市交易的中间人，为买卖双方进行沟通，提供信息。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77]，积聚了大量财富，从而为叛乱作了经济准备。安史之乱以后，竞相出现的藩镇割据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十月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78]。由于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江淮地区的盐茶集散地，在唐代有“扬一益二”的盛名，因而成了藩镇征财逐利的好地方：“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79]可知在扬州市内，藩镇割据势力的邸店应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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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就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80]。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81]。军费不足，就从商人头上想办法。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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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藩镇还积极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唐朝东邻的高丽、新罗和北邻的渤海、契丹、奚以及西域各国，都是热爱商业的民族。藩镇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藩镇较多买进的是牲口，其中“名马”、“善马”主要是装备军队的。与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够增强经济力量，而且还能加强军事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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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奏院成了藩镇在长安经商活动的一个重要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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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藩镇在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心长安一般均设立办事机构，即进奏院。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844）二月，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82]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十分紧张，而地方政府不准现钱出境的做法更是加剧了铜钱紧张的程度。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谈到的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83]不论飞钱的出现对商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已足以说明至少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元和十二年政府颁布不得积贮现钱超过五千贯的法令，方镇有的“竞买第屋以变其钱”，有的“里巷佣僦以归其直”，雇人把现钱运回方镇[84]，说明进奏院吸纳现钱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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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藩镇以官商的形式进行官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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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榷专卖，政府的法令同样在藩镇地区得以推行，但所得好处为藩镇占有。藩镇在本镇进行官商经营，可以垄断盐铁、酒的生产与经营。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三道十二州内都设立了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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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武宗会昌六年（846）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江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酤酒。”藩镇通过榷麴和官酤酒来获取经营收入，充作本镇军费，并且还制订了严酷的法律，一人违犯，连累数家，用连坐的方式保证藩镇官商的权威和垄断。大和六年（832），江西观察使李宪“以军用不足，奏请百姓造酒，官中自酤”[86]。藩镇官榷的目的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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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度使常在本境水陆交通要道处设关卡，对过境商旅征收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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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商旅征税设场，原本是政府的事情。随着藩镇力量的增强，藩镇便与中央政府争夺商业利润。安史乱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87]。说明征商税与藩镇力量的发展是同步前进的。长庆年间（821~824），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拥兵自重，向中央政府强行要求在泗口设立税场[88]。继任者李听、高璃、崔珙“多利其利，不革前弊[89]，充分领受了这个税场的好处。直至开成元年（836）薛元赏为节度使后，才于次年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物。”[90]也有史书说薛元赏是有条件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停绝杂税的建议：“今请停去杂税，唯留税茶一色，以助供军。”[91]但不管怎样，最后唐政府没有允许再征任何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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