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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在贯彻政府法令和作为官牙人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有害于商品交换的坏事。建中四年牙人和主人一起收交易税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得半，而怨 之苦，嚣然满于天下”[75]。同时，一些官榷牙人常常引导一部分商人进行私贩活动，以中饱私囊。《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云：“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四日即位，十月诏复茶税。盐铁司奏曰：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官司量事设法，惟税卖茶商人，但于店铺交关，自得公私通济。今则事须私卖，苟务隐欺，皆是主人、互郎中里诱引。”这里的“互郎”就是牙郎，他们凭藉了在官榷中的特殊地位来诱引百姓私贩。《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云：“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者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针对牙人的私贩政府专门有禁令，说明牙人私贩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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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活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但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因此唐五代牙人的活跃，很明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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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这次收录时作了部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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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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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的150多年间，出现了藩镇割据势力，它以河朔三镇为首，对唐朝中央政府进行了离心的冲击。在这些割据藩镇范围内，商业是否在发展?割据势力对商业的态度是怎样的?商人是否与藩镇势力紧密地勾结在一起?这些问题，学术界研究不多，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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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藩镇割据势力重视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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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藩镇割据势力占据的地域较广，其中以河北三镇为首的河朔割据型最为典型[76]。他们是由安史叛乱的余孽组成的，节度使由本镇拥立，财政不上缴中央，军事上拥重兵自擅。除魏博、成德、卢龙三镇外，这一类型还包括易定、沧景、淄青、淮西四镇。此外，在中原地区，唐政府为了控扼河朔、屏障关中、保护江淮漕运，设立了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等方镇。他们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不谓割据，但实际上节度使多是一批骄悍的藩帅。他们在讨叛战争中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而“专恣一方”，拥兵自重，与割据势力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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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势力占据着广大的中原、河北地区。这些地区在唐前期经济十分发达，因而商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藩镇对商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能熟视无睹，商人和骄藩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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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藩镇割据势力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订了一些保护商业经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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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安、史两人出身少数民族，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因而他们可以充作唐王朝与边境少数民族互市交易的中间人，为买卖双方进行沟通，提供信息。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77]，积聚了大量财富，从而为叛乱作了经济准备。安史之乱以后，竞相出现的藩镇割据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十月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78]。由于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江淮地区的盐茶集散地，在唐代有“扬一益二”的盛名，因而成了藩镇征财逐利的好地方：“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79]可知在扬州市内，藩镇割据势力的邸店应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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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就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80]。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81]。军费不足，就从商人头上想办法。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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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藩镇还积极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唐朝东邻的高丽、新罗和北邻的渤海、契丹、奚以及西域各国，都是热爱商业的民族。藩镇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藩镇较多买进的是牲口，其中“名马”、“善马”主要是装备军队的。与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够增强经济力量，而且还能加强军事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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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奏院成了藩镇在长安经商活动的一个重要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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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藩镇在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心长安一般均设立办事机构，即进奏院。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844）二月，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82]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十分紧张，而地方政府不准现钱出境的做法更是加剧了铜钱紧张的程度。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谈到的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83]不论飞钱的出现对商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已足以说明至少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元和十二年政府颁布不得积贮现钱超过五千贯的法令，方镇有的“竞买第屋以变其钱”，有的“里巷佣僦以归其直”，雇人把现钱运回方镇[84]，说明进奏院吸纳现钱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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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藩镇以官商的形式进行官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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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榷专卖，政府的法令同样在藩镇地区得以推行，但所得好处为藩镇占有。藩镇在本镇进行官商经营，可以垄断盐铁、酒的生产与经营。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三道十二州内都设立了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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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武宗会昌六年（846）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江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酤酒。”藩镇通过榷麴和官酤酒来获取经营收入，充作本镇军费，并且还制订了严酷的法律，一人违犯，连累数家，用连坐的方式保证藩镇官商的权威和垄断。大和六年（832），江西观察使李宪“以军用不足，奏请百姓造酒，官中自酤”[86]。藩镇官榷的目的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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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度使常在本境水陆交通要道处设关卡，对过境商旅征收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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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商旅征税设场，原本是政府的事情。随着藩镇力量的增强，藩镇便与中央政府争夺商业利润。安史乱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87]。说明征商税与藩镇力量的发展是同步前进的。长庆年间（821~824），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拥兵自重，向中央政府强行要求在泗口设立税场[88]。继任者李听、高璃、崔珙“多利其利，不革前弊[89]，充分领受了这个税场的好处。直至开成元年（836）薛元赏为节度使后，才于次年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物。”[90]也有史书说薛元赏是有条件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停绝杂税的建议：“今请停去杂税，唯留税茶一色，以助供军。”[91]但不管怎样，最后唐政府没有允许再征任何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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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从官府到民间，从官员到僧侣、普通百姓，从南方到北方，多有嗜茶的习俗[92]。由于茶叶需求量较大，因而有许多商人做起了贩运茶叶的业务。自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经穆、敬、文宗，一直持续到武、宣宗，从中央到藩镇，对茶商征税特别起劲：“是时茶商所过，州县皆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93]巧立名目征茶税，藩镇获利丰厚。由于茶叶较多产于南方地区，但饮用已遍及全国各地，所以商人贩运的数量较大，对茶叶征税也有巨利可图，因而税茶在当时极其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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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些藩镇与商人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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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一些藩镇节帅、大将自己就出身于商贾贩夫（如安禄山、史思明、李泳等）。中唐以后，商人大量投身军旅，“六军宿卫皆市人”。他们“贩缯彩，食粱肉”，挂名于军队，实际上仍在经商。建中四年（783），李希烈反叛，德宗下诏募兵，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94]。说明当时商人投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唐末淮南节度使高骈曾把军政大权交给吕用之，而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是个贩运茶叶的商人。吕用之从小在其父亲的熏陶下，“事诸贾，皆得欢心”，后向高骈“固请戎服，遂署右职”[95]。另有一个张守一，“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碰上吕用之，竟致“累转检校左仆射”[96]。再如海州人张筠，“亦为郡之大商”，后被时溥擢为偏将[97]。唐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藩镇节度使能够爬上高位，都与商人有关。大历以后，藩镇节度使由中央任命派遣者常常出于禁军，许多人不是凭真本事出任的，而往往是向富商大贾借了高利贷，贿赂宦官中尉，然后获得这些职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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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代已大大提高。但这种提高与商人的实际企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商人常常想通过结交官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藩镇结交，也同样是这个原因。温庭筠《乾 子》中谈到唐代中期，长安大商人窦乂曾带一份富贾子弟的名单来到有深交的太尉李晟家里，做成了一场贿赂交易，“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这批商人子弟便以朝廷命官的形式，在藩镇里像模像样地做起了官。穆宗长庆二年（822），为安抚军队将士，曾下诏禁军及各道，将武官久没升迁或有功的将士报上名来，给予升官，结果大量的“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99]。泽潞刘从谏，只要商人子弟献上了“口马金币”，就马上署为牙将，给其荣誉虚衔。刘从谏妻弟裴问守邢州，招募兵士500人，号“夜飞”军，组成了一支劲旅，而这支部队全是由富商子弟组成的[100]。因为邢州富商很多，所以商人想让子弟参加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提高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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