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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到了唐代的政治结构。其一，商人对唐政府和藩镇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有相当的影响。唐中期以后，政府与藩镇之间势均力敌，而商人在经济上予双方以一定的支持。商人在经济上既支持了藩镇，又支持了政府，这对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对峙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其二，更重要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影响和冲击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等级和门阀观念，使得清浊分明的士族阶层发生了瓦解。商人的入仕，使得官僚队伍的成分开始发生变化，而一种新兴力量在政治舞台上露出了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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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人对唐代的财政、外贸、宗教、医药、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发挥出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在此不一一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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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商人阶层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商人开启了宋朝以后新型商人的发展方向。尽管从本质上说，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决不可能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发展史上，却是占了承上启下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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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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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五代牙人活动之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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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种种新现象，牙人的活跃便是其中之一。在商品交换领域中，牙人是联系、沟通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在唐代，这种商品交换的中间人是十分活跃的。对此，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张弓先生的《唐五代时期的牙人》一文[66]，可谓是近来研究唐代牙人的力作。然而，从整体上看，唐代牙人活动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有些问题的研究毕竟还很薄弱，有待于继续深入探索。本文仅仅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揣浅陋，就正史籍，就牙人在唐代异常活跃的社会原因、牙人活动的形式，以及牙人活动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等问题略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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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五代牙人异常活跃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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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牙人，是商品交换中为卖方和买方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在商品交换中，中间人必须为卖方和买方提供商品销售和购买的各种信息，并且促使买卖双方进行接触，以致最后达成交易。张弓先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交换的中间人汉朝就已出现，但以牙人为名，是唐代才有。然而，这种早已出现的中间人在唐代以前并不十分活跃，但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贞元时独孤郁云：“乘时射利，贸迁有无，取倍称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给衣食者，人十之一。”[67]他认为唐代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是商人，一个是牙人，将商人和牙人的比例定为二比一。尽管这种比例可能不甚准确，但说明了当时牙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牙人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牙人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我们不禁要问，唐代牙人异常活跃的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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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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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唐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旧唐书》卷94《崔融传》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通典》卷7《食货典七·历代盛衰户口》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千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两书都描绘了一幅熙熙攘攘的商业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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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业的发展，尤以城市经济的繁荣最为显著。长安、洛阳两都及扬、广、汴、益等州都是十分繁华的城市。如东京洛阳，南市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通济桥下，“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68]。扬州城内，“十里长街市井连”[69]，“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70]。各大城市都呈现出人口增多，商人聚集之景象。此外，大城市中市场的管理在空间和时间上开始有所松懈。某些商品的销售已不仅仅限于市内，有的店铺开设在城门附近、坊里之中；且在时间上也可早可晚，长安、扬州等城市已断断续续地出现了夜市。这些变化，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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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突出现象，就是小市镇的大量出现，草市、墟市、行市、集市等各类定期集市在交通便利的一些地方十分普遍，使得商品交换在全国范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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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们往往需要牙人为他们提供商品信息，为他们联系主顾，以最快的速度脱手货物，周转资金。特别在一些大城市中，外地商贾初来乍到，牙人的活动对他们的经营就显得十分有利和方便。即便是居住在市内的商贾，也是需要和利用牙人为他们服务的，如：“唐路侍中岸，风貌之美，为世所闻……尝过鬻豚之肆，见侩豕者谓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71]侩，是牙人的别称。开猪铺的屠商必须依靠牙人联系货源，才能保持经营的正常进行。由此类推，需要牙人为其服务的商人为数不少。独孤郁云商牙是二比一，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确也反映了商业发展后对牙人产生的需要。总之，唐代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牙人能在这一时期频繁的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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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的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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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云：“安禄山……及长，解六藩语，为互市牙郎。”《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三月条云：“又有史窣干者，与安禄山同里闬，先后一日生。及长，相亲爱，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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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两人年轻时都做过互市牙郎，即唐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易时的中间联系人。唐代与少数民族互市是受到政府严密控制的。太府寺有互市监，主管交易事务，互市的地点与货物都有一定的限制：“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立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垣，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72]由此可知，互市牙郎是由政府设立的，目的是让这些“解六蕃语”的人沟通买卖双方，为促进国家的边境贸易作贡献。所以，就这些牙人来说，他们在唐代商品交换中的活跃是与国家的直接培植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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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后，政府对茶盐酒实行禁榷。为增加收入，政府处处对官商扶植笼络，如抬高茶盐价格，纳榷时或可用钱或可用绢帛，严禁对官商征杂税、摊杂役等等，因此许多商人纷纷加入到了官商队伍中。其中，政府设立官牙人以方便官商采购、出售货物，也是对官商的保护措施之一。《全唐文》卷78武宗《加尊号赦文》云：“应属三司及茶盐商人，各据所在场盐正额人名牒报本贯州县，准敕文处分。其茶盐商仍定ã石多少以为限约。其有冒名接脚、短贩零少者，不在此限。其小铺所由主人、牙郎、火夫、牛户父兄子弟并在，任州县依例使例。”这里牙郎的职责，当是在商人纳榷后为其联系销售处所。在牙人的导引下，茶盐商人把茶盐直接运进城市的店铺中出售。因此，政府对于这类牙人的扶植、培养是显而易见的，出现负面影响并不是政府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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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国家还常常利用牙人来贯彻和执行行政法令，协助市令胥吏管理市场，收取商税。《唐会要》卷84《杂税》云：“（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请置……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罪人家。”为了筹措军费，赵赞实行除陌法，政府利用牙人收取交易税和管理市场。商品交易中，当时普遍有牙人居中联系，政府看到了这一点，通过政府的授权，牙人拥有了管理商品交换的权力。《唐会要》卷89《泉货》云：“元和四年闰三月，京城时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准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牙人和主人、行头等执行政府禁欠陌钱的法令，一旦发现有商人交易中违反法令，可以将其扭送官府。政府对牙人授以这么大的权力，利用了牙人职业居中的特性。既然政府时常利用牙人，那么自然也就有大力扶植牙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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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牙人这一商品交换的中间人，以较前代更为活跃的态势出现在唐五代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是与当时商业发展和政府的扶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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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五代牙人的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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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的牙人是怎样开展活动的呢?这是研究牙人的基本问题。由于牙人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必须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分享价值，因此牙人的活动形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综括唐代牙人的活动形式，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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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商品信息，促使买方和卖方接触，以实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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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卷372《张不疑》条云：“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迥。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邈未偶。月余，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 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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