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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政权为维护农业发展而实行重本抑末政策，抑制商业，抬高农业，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这与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相一致的。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唐政府的商业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从纯粹的抑商开始向保护经商过渡，政府屡次下达提倡通商、保护通商的命令。如德宗曾云：“通商惠人，国之令典。”[113]文宗曾令御史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牒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114]。宣宗也两次下令：“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115]僖宗、昭宗都有此类保护通商的命令。为使商人能正常贩运，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向商人征收杂税及摊派杂役。宪宗令：“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116]对经营茶盐的官榷商人，这样的保护法令更多了。因此，唐代的实际情况是商人并没和政府闹对立。相反，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给予商人一定的政治地位，商人的经营权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保护，经济实力在不断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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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并没有像后人想象的简单地在藩镇和中央政府之间做选择，事实上商人也用不着做这样的选择。从本质说，藩镇和中央政府在阶级立场上是一致的，藩镇不可能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意识而将农业和商业的位置颠倒过来。在那个时代，商人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与中央政府较量，当时商业发展的水平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实，我们发现唐政府与藩镇割据对待商业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对商业利益的看法是完全吻合的，因而也就有了他们对商税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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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代是一个商业大发展时期，但我们仍然无法对唐代商业的作用估计得很高。一般而言，商税的征收在唐代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完善的制度，唐代商税始终是处于杂税的地位，是不能与正税相提并论的。因此，商税尽管在财政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所占的比重仍是有限的。同样，在藩镇割据范围内，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也是两税收入，大部分藩镇将征收到的两税的大约2/3留下来，充作军费使用。至于河朔三镇，恐怕是不交政府分文的。正因为藩镇有了大量的两税收入，割据才有了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藩镇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是营田。如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诏：“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117]可证唐代后期藩镇营田是相当普遍的。藩镇其他收入还有榷酤、茶税、商税、商业经营收入等，但商业经营收入和商税毕竟还没有在藩镇财税中占主导地位[118]。不可否认，商税的确是藩镇从政府手里争夺到的重要经济收入，但这部分收入并不是藩镇统治的经济基础，这部分收入只能说是补充了藩镇财政的不足。倘若缺了这部分收入，也是不足以动摇藩镇统治基础的。因此，我们无法得出商人是藩镇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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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政府颁布了许多商业保护政策，但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商业放到比农业更重要的位置，对商人地位的改变也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封建制度本身决定了它仍有许多限制商业经营的政策，仍有过如建中三年（782）对富商大贾刮钱的行动。同样，藩镇对商业的政策和态度，也不要估计过高，不要因为藩镇割据需要商业，而认为他们必然代表商人的利益。在当时，藩镇也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压制商业的举动。在征收商税后，商人的经营就应该得到藩镇合法的保护，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大历（766~779）以后，各地军阀兴起，许多藩镇就在筹措讨贼军费的旗号下对商人横征暴敛，遏制了商业发展。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119]这儿“行人”当主要是指商旅。也就是说，对商人的赋敛和抢劫，最后使得商旅不通，很少再有人前去贸易了。及至吴少阳为淮西节度使时，“不立繇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地多厚泽，益畜马。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120]。随意征税，抢掠贩茶商人，影响了商业活动。淄青原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但节度使常常滥征商税。为此，元和十四年（819），政府在攻克淄青后，宪宗针对性颁诏：“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121]通过停止“无名赋敛”，来向商人颁赐恩惠。即使到了唐末，藩镇仍有抑制商业发展的事例。如僖宗乾符五年，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修晋阳城，但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赏赉，必科民家。至是尤窘迫，及借商人助军钱五万”[122]。平时搜括百姓的钱财，到了修城，更加没有钱了，就干脆向商人借钱。当然，名为借，实则抢掠。在以上众多的例子里，我们不难看到藩镇割据势力同样也有影响商业发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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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藩镇割据势力和唐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是相差无几的，既有这一时期特殊的重视商业、发展商业的一面，又有阻碍商业发展的一面。商业收入同样对两者在财政上起到补阙的作用，但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未能取代两税而在财政上占到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商业发展的限度，商人不可能是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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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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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重视商业、经营商业、广泛征收商税，一些商人与藩镇势力关系开始密切。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唐代后期，商人和藩镇势力渐渐地在朝着相互勾结的方向迈进，尽管这种步伐是不大的，但是给唐代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诸多影响。比如，商人的社会地位继续在提高。文宗时，“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123]。大商挟赀行天下，能为各地带来经济益处，所以藩镇待大商为贵客。藩镇虽然在政治上割据一方，与朝廷对立，但一般不禁止通商，因而商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够发展。元和三年（808）七月，右庶子卢坦任宣歙观察使，当时宣、歙二州大旱欠收，粮价较高。有人出点子，以为观察使当平抑粮价。卢坦不同意，说：“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史称“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124]。倘若平抑粮价，商人所赚利润不高，就兴趣不大。卢坦放任物价上扬，吸引了大批商人，反而粮价就自然地降低了。可见在任何一个方镇范围内，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只要鼓励通商，就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唐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在藩镇范围内，商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即使到了唐末大混乱时代仍然没有停止。乾宁三年（896）七月，昭宗西奔华州。这时已是唐末的最后几年了，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也同样得到了通商的好处：“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125]皇帝到了华州，政治中心跟着移动，紧跟着大量的消费出现了，商人乘机通商，韩建就收到了大量的商税。不可否认，只要藩镇不禁止通商，商业的发展就不会停止，就会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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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重商现象对五代十国仍有影响。五代十国时期，已没有中央政府，唐末大混乱使得原来的割据势力演变成了一个个小国。这时的割据政权依然重视商业。如马殷以湖南的税茶作为最大的财源而建立了楚国，还“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26]。福建王审知也“招徕海中蛮夷商贾”[127]，南汉刘氏父子对“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官殿，示以珠玉之富”[128]。朱温曾因岳州“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所以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攻讨吴国[129]。后周政府也令“缘淮军镇，各守疆域”，“商旅往来，无得禁止”[130]。五代时的一些小国就是因为有了商税作为财源，而得以长久独立，这时的商业并没有因为各国割据而衰落下去。由于许多小国都看到了商业的力量，因而普遍设立税场征收商税，反而使得商税的征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及至北宋统一，征收商税遂成了财政上的一大制度。可知，从唐至五代，藩镇重商是当时的一种发展趋势。但唐代藩镇重商和五代各割据小国重商有所不同，五代各国对商业的依赖较唐代藩镇大大增强，商业在各国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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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唐代藩镇割据势力对商业是比较重视的，在其范围内，商业仍按正常的轨迹发展，并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商业在经济上给藩镇割据的支持，不能估计过高。商人是唐政府的臣民，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通过交税形式支持了唐政权。唐朝后期的削藩战争，也有通过借商来获取军费的，也有商人捐钱给政府的。因此，有许多商人支持了唐政府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打击。同时，在藩镇区域内活动的部分商人，也在财政、政治、军事上支持了藩镇的独立和反叛。不过，商人和藩镇势力的勾结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商人在政治上对藩镇的要求还是有限的，它并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与藩镇勾结。由于商人具有唯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了商人不可能在反叛中央政府的旗帜下与藩镇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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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文史哲》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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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五代江南的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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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国威远播，吸引了很多外国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商旅从陆路或水路前来经商。这些外来商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出入频繁，贸易量大。在唐代史籍中，人们把这些商人称为“胡商”、“商胡”、“蕃客”等。大凡研究唐代经济的一些著作论文，都将胡商在唐朝的经商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论述，更有一些著作、论文进行了专门研究[131]。他们讨论到了外国商人在唐朝的各类商业和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唐王朝对这些异域商人的管理办法，讨论到了外商赴唐的商业线路。不过上述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人们的论述一般集中在长安、洛阳以及南方的广东、扬州等一些大都会城市中的商人，而对外商深入在全国各地的经贸活动并没有全面进行挖掘，至于江南地区的外商活动就很少有文章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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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的概念并没有固定下来，大的如指江南道，小的也有称江南西道或江南东道的。本文指称的江南地区，是唐代中期以后常用的一个概念，专指唐代的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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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外商的主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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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外商来源地较广，如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擅长经营，所以突厥、薛延陀、回纥、契丹、奚、党项等族商人纷纷进入唐朝境内，中原地区常常能看到这些商人的身影。西域交通的畅通，西域诸族及波斯、大食等国外商沿着丝绸之路东进，纷纷来到长安、洛阳。薛平拴先生在《论唐代的胡商》一文中认为唐代长安的胡商，“既有众多的突厥、回纥、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商人，也有大量的波斯、大食、新罗等外国商人”。至于南方扬州等地的商人主要是大食、波斯商人，而来到广州的“主要是南方诸少数民族商人及外国商人，外商则主要有波斯、大食、阿拉伯、狮子国、室利佛逝、诃陵、林邑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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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外商来自何处，与交通状况直接相关。西亚的波斯、大食等阿拉伯商人从陆路进入唐朝的，就来到了中原地区的长安和洛阳，一部分从海路来到唐朝的，大多活跃在广州以及长江北岸的扬州；西域及北方民族的商人一般都在北方活动，南方国家及民族的商人常在广州及其四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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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处在南北方交接处的江南地区的外商来自何处呢?笔者发现来到江南的外商主要有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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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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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磐先生认为新罗到江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钱塘江口、明州至新罗的海道”，另一条是“由扬子江口至新罗的海路，所以新罗人可由此路到苏州、扬州”[132]。沿着这两条道路，不但高丽、新罗的使者前来朝贡，商人们也是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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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士民先生认为九世纪以前，唐朝与新罗以官方贸易为主，新罗使者通过朝贡回赐，从唐朝获得金银制品、绢织品、书物、药品等。九世纪以后，这种官方贸易为商帮组织起来的商团所取代[133]。如在《新唐书》等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新罗豪商张保皋，来往于唐朝和新罗、日本的沿海，“贸易船直接到了明州”，将新罗的土特产运到江南，而将江南的商品运回新罗和日本交易[134]。九世纪末，百济、高丽国循着张保皋的线路，又多次派出商团到明州港进行交易。陶谷《清异录》卷下就记述了高丽商人在江南的经营活动：“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像衡岳七十二峰，钱俶许黄金五百两，竟不售。”元稹《送客游岭南》诗自注云：“南方呼波斯为舶主。”外国商人常通过船只来到沿海地区，因为广州来的都是波斯商人，所以有这一叫法，而江南来的是高丽商人，也是因为来得太多，而且都是从船上来的，时人就称其为舶主。由于交往频繁，朝鲜人来得太多，在江南还建起了新罗坊。《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云：“新罗坊，在（黄岩县）东一里，旧志云五代时以新罗国人居此，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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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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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谢弗说：“到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135]江南的苏、明、越三州是遣唐使进出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日本商人的登陆地。其时不仅仅有唐朝江南商人冒险渡海前往日本从事交易活动，日本商人来到江南沿海各州进行贸易的也有很多。《安祥寺惠运传》记载842年，李处人的船从值嘉岛开往唐朝，“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法着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136]。会昌四年（844）七月，“从日本国过来船两只，到江南常州界着岸”[137]。这些来船不像是官方人员，估计是民间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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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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