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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重视商业、经营商业、广泛征收商税，一些商人与藩镇势力关系开始密切。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唐代后期，商人和藩镇势力渐渐地在朝着相互勾结的方向迈进，尽管这种步伐是不大的，但是给唐代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诸多影响。比如，商人的社会地位继续在提高。文宗时，“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123]。大商挟赀行天下，能为各地带来经济益处，所以藩镇待大商为贵客。藩镇虽然在政治上割据一方，与朝廷对立，但一般不禁止通商，因而商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够发展。元和三年（808）七月，右庶子卢坦任宣歙观察使，当时宣、歙二州大旱欠收，粮价较高。有人出点子，以为观察使当平抑粮价。卢坦不同意，说：“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史称“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124]。倘若平抑粮价，商人所赚利润不高，就兴趣不大。卢坦放任物价上扬，吸引了大批商人，反而粮价就自然地降低了。可见在任何一个方镇范围内，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只要鼓励通商，就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唐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在藩镇范围内，商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即使到了唐末大混乱时代仍然没有停止。乾宁三年（896）七月，昭宗西奔华州。这时已是唐末的最后几年了，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也同样得到了通商的好处：“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125]皇帝到了华州，政治中心跟着移动，紧跟着大量的消费出现了，商人乘机通商，韩建就收到了大量的商税。不可否认，只要藩镇不禁止通商，商业的发展就不会停止，就会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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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重商现象对五代十国仍有影响。五代十国时期，已没有中央政府，唐末大混乱使得原来的割据势力演变成了一个个小国。这时的割据政权依然重视商业。如马殷以湖南的税茶作为最大的财源而建立了楚国，还“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26]。福建王审知也“招徕海中蛮夷商贾”[127]，南汉刘氏父子对“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官殿，示以珠玉之富”[128]。朱温曾因岳州“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所以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攻讨吴国[129]。后周政府也令“缘淮军镇，各守疆域”，“商旅往来，无得禁止”[130]。五代时的一些小国就是因为有了商税作为财源，而得以长久独立，这时的商业并没有因为各国割据而衰落下去。由于许多小国都看到了商业的力量，因而普遍设立税场征收商税，反而使得商税的征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及至北宋统一，征收商税遂成了财政上的一大制度。可知，从唐至五代，藩镇重商是当时的一种发展趋势。但唐代藩镇重商和五代各割据小国重商有所不同，五代各国对商业的依赖较唐代藩镇大大增强，商业在各国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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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唐代藩镇割据势力对商业是比较重视的，在其范围内，商业仍按正常的轨迹发展，并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商业在经济上给藩镇割据的支持，不能估计过高。商人是唐政府的臣民，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通过交税形式支持了唐政权。唐朝后期的削藩战争，也有通过借商来获取军费的，也有商人捐钱给政府的。因此，有许多商人支持了唐政府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打击。同时，在藩镇区域内活动的部分商人，也在财政、政治、军事上支持了藩镇的独立和反叛。不过，商人和藩镇势力的勾结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商人在政治上对藩镇的要求还是有限的，它并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与藩镇勾结。由于商人具有唯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了商人不可能在反叛中央政府的旗帜下与藩镇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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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文史哲》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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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五代江南的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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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国威远播，吸引了很多外国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商旅从陆路或水路前来经商。这些外来商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出入频繁，贸易量大。在唐代史籍中，人们把这些商人称为“胡商”、“商胡”、“蕃客”等。大凡研究唐代经济的一些著作论文，都将胡商在唐朝的经商活动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论述，更有一些著作、论文进行了专门研究[131]。他们讨论到了外国商人在唐朝的各类商业和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唐王朝对这些异域商人的管理办法，讨论到了外商赴唐的商业线路。不过上述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人们的论述一般集中在长安、洛阳以及南方的广东、扬州等一些大都会城市中的商人，而对外商深入在全国各地的经贸活动并没有全面进行挖掘，至于江南地区的外商活动就很少有文章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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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的概念并没有固定下来，大的如指江南道，小的也有称江南西道或江南东道的。本文指称的江南地区，是唐代中期以后常用的一个概念，专指唐代的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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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外商的主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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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外商来源地较广，如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擅长经营，所以突厥、薛延陀、回纥、契丹、奚、党项等族商人纷纷进入唐朝境内，中原地区常常能看到这些商人的身影。西域交通的畅通，西域诸族及波斯、大食等国外商沿着丝绸之路东进，纷纷来到长安、洛阳。薛平拴先生在《论唐代的胡商》一文中认为唐代长安的胡商，“既有众多的突厥、回纥、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商人，也有大量的波斯、大食、新罗等外国商人”。至于南方扬州等地的商人主要是大食、波斯商人，而来到广州的“主要是南方诸少数民族商人及外国商人，外商则主要有波斯、大食、阿拉伯、狮子国、室利佛逝、诃陵、林邑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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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外商来自何处，与交通状况直接相关。西亚的波斯、大食等阿拉伯商人从陆路进入唐朝的，就来到了中原地区的长安和洛阳，一部分从海路来到唐朝的，大多活跃在广州以及长江北岸的扬州；西域及北方民族的商人一般都在北方活动，南方国家及民族的商人常在广州及其四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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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处在南北方交接处的江南地区的外商来自何处呢?笔者发现来到江南的外商主要有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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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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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磐先生认为新罗到江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钱塘江口、明州至新罗的海道”，另一条是“由扬子江口至新罗的海路，所以新罗人可由此路到苏州、扬州”[132]。沿着这两条道路，不但高丽、新罗的使者前来朝贡，商人们也是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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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士民先生认为九世纪以前，唐朝与新罗以官方贸易为主，新罗使者通过朝贡回赐，从唐朝获得金银制品、绢织品、书物、药品等。九世纪以后，这种官方贸易为商帮组织起来的商团所取代[133]。如在《新唐书》等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新罗豪商张保皋，来往于唐朝和新罗、日本的沿海，“贸易船直接到了明州”，将新罗的土特产运到江南，而将江南的商品运回新罗和日本交易[134]。九世纪末，百济、高丽国循着张保皋的线路，又多次派出商团到明州港进行交易。陶谷《清异录》卷下就记述了高丽商人在江南的经营活动：“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像衡岳七十二峰，钱俶许黄金五百两，竟不售。”元稹《送客游岭南》诗自注云：“南方呼波斯为舶主。”外国商人常通过船只来到沿海地区，因为广州来的都是波斯商人，所以有这一叫法，而江南来的是高丽商人，也是因为来得太多，而且都是从船上来的，时人就称其为舶主。由于交往频繁，朝鲜人来得太多，在江南还建起了新罗坊。《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云：“新罗坊，在（黄岩县）东一里，旧志云五代时以新罗国人居此，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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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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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谢弗说：“到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135]江南的苏、明、越三州是遣唐使进出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日本商人的登陆地。其时不仅仅有唐朝江南商人冒险渡海前往日本从事交易活动，日本商人来到江南沿海各州进行贸易的也有很多。《安祥寺惠运传》记载842年，李处人的船从值嘉岛开往唐朝，“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法着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136]。会昌四年（844）七月，“从日本国过来船两只，到江南常州界着岸”[137]。这些来船不像是官方人员，估计是民间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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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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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胡尔达兹比是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道里邦国志》一书。书中谈到阿拉伯船只到达江南的情景：“从广州至杭州为8天程，杭州港物产与广州相同。从杭州至江都为20天程。江都的物产与广州、杭州两地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舶可在其中航行。”[138]阿拉伯商人在东南地区的主要聚集地是广州和扬州，但江南也有他们活动的踪影。吴越国与吴国曾在狼山江面发生激战，吴越军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吴越备史》卷2《文穆王》是这样解释的：“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可知火油必定是阿拉伯商人从海上运来的。契丹神册二年（917），契丹和后梁在幽州交战，吴王派人送猛火油给契丹主，并说：“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胡注引《南蕃志》云：“猛火油出占城国，蛮人水战，用之以焚敌舟。”[139]占城国的猛火油或许也来自大食国。又《江南野史》卷10《朱令传》谈到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军在朱令的率领下，“使火油机以御之，属北风势紧，回焰迸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于是水陆诸军不战自溃”。火油应该是来自大食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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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波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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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时，杭州有波斯商人在经商活动。忠懿王妃孙氏“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簪，偶出示舶上，波斯人曰：‘此日本龙蕊簪。’遽以万二千缗易去”[140]。明州也有波斯商人，而且数量特别多，主要活动在东渡门内，人们后来把这些商人居住区称为波斯巷。波斯商人与阿拉伯商人基本上都是沿着相同的交通线路，从海上进入江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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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印度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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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是中国和阿拉伯、非洲地区海上来往的支点。唐代中期，泾源裨将严怀志随浑瑊与吐蕃会盟。由于吐蕃背弃盟约，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征诣京师”[141]。严怀志乘船从印度逃到温州，说明两地之间必定有当时人们熟知的航路。吴越国时，印度仍有海船来到江南：“钱氏时，有西竺僧转知者，附海舶归。”[142]尽管我们无法证实前来江南的船只一定是商船，但海上道路如此畅通，必定有商业因素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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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契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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