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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路进入大唐帝国的西域商人一般都在北方地区活动，但也有一部分追逐商利来到了江南。如《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当是指安国胡人，即西域昭武九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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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前来江南的外商，人数众多，来源地较广，既有江南东邻的一些国家，又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来自南方的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而西域商人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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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商的主要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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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足迹遍及江南各地，从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地区，一直深入进江南腹地。不过从总体来看，外商主要活动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些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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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海上来船众多，外商大多在这里从事贸易，推销本国商品，收购江南的土特产。很多外商就从这些沿海城市再向前进入江南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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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明州成了江南与日本等国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重要的港口。《宝庆四明志》卷20《神庙》云：“洋山庙，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其事虽是无稽之谈，但宁波近海地区的外贸商船来往不断从中可见一斑。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明州是“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矮人国，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46]。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已是如此。前云新罗张保皋在唐朝沿海经商时，就直接率船队到达明州望海镇。他作为航标留下的地名至今为人们所熟悉，“例如航道必经的舟山普陀山的新罗礁，象山港东门的新罗屿，黄岩大陈岛新罗人称为新罗山，城内有新罗坊，天台山国清寺前唐新罗园等遗址尚存”。到了五代时，新罗、波斯等国商人到明州的就更多了，他们大多在东渡门内一带活动。新罗与后来的高丽商人多居住在镇明岭一带[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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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是日本、高丽等国商船最为集中的港口之一。《嘉定赤城志》卷19云：“新罗屿，在（临海）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商人的活动时间可能就是在唐五代时期。此书又云：“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立，故名。”此山成了商人们远航的航标。从台州上岸的外国商人还有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寒山有诗云：“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掘得一宝藏，纯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拟买将去。余即报渠言，此珠无价数。”[148]诗里说的“碧眼胡”，从长相上看，应该指的是阿拉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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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南面的重要港口是沿海城市温州，唐代后期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区。唐人有诗谈到温州的海运：“永嘉东南尽，囗袒皆可究。帆引沧海风，舟沿缙云溜。”[149]前已谈到泾源裨将严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150]。从印度逃到温州，推测两地之间必定有人们熟知的航路，乘的船只应该是印度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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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交通同样十分便利，因而在越州、杭州也有很多外国人活动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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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州上岸的外国商人也不少。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151]。从这些岛屿中转航行后到江南的船只，有一部分是以越州为目的地。又《全唐诗》卷342韩愈《送僧澄观》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韩愈说的“越商胡贾”，显然是指活动在越州附近的那些中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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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出海十分方便，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外商。尤其是在吴越时期，前来杭州的外国人众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西湖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152]。919年，吴越军曾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53]。可知杭州与大食国之间有着直接的海上往来。周贺谈到杭州是“孤灯海船深”[154]，想必这些海船中外国船只占有相当比例。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认为西陵是当时海舶出入杭州的必经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那么海舶为什么到杭州要通过西陵?谭先生引《西溪丛话·海潮说》认为：“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155]谭先生的说法是十分准确的，据此，外国商人通常从宁波进出，经越州、杭州，沿江南运河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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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沿钱塘江一直到达睦州。施肩吾经过桐庐时说：“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156]睦州桐庐见到的这些大鼻子胡商，深入江南腹地经营起茶叶来，估计人数不会很少，这种情况也不会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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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江的各大城市也不时有外国船只前来，这与长江交通的方便有关。进入长江的外国船有相当一部分是驶赴到了江南的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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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是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常见有外国船只进港。《全唐诗》卷603许棠《题金山寺》云：“刹碍长空鸟，船通外国人。房房皆叠石，风扫永无尘。”润州的江面上，外商船只不少，来到金山寺就能看到这些外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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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从唐末开始人口增多，成了江南的一个重要港口。到南唐时，更成为都城，聚集了许多贵族、官僚，使得奢侈品消费出现了很多商机。金陵城内居住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商人，曾有大食国使者前来进贡龙脑油，南唐元宗爱惜异常。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亦以赐近臣。”[157]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158]看来大食国带来的龙脑油还真不少，连一般的娼楼中也在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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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不临江海，但苏州的北部地区为江海围绕，常有外国船只前来。日本遣唐使曾有多次是从苏州出发回国的，如第15次归国的第一、二舶是从常熟县启航的，估计也是从黄泗浦附近出发的，足见黄泗浦是一个重要港口。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是在苏州境内，随行的有24人，其中有胡国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他们都是造诣极高的艺术宗匠，很有可能是经营珠宝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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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也能进出常州。李栖筠为刺史时，常州城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这提醒了政府可以从外商头上找寻点好处，于是常州地方政府收起了海税。《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一〇《杨君墓志铭并序》谈到杨琎任常州司户参军时，“海税孔殷”，说明地方政府向前来商贸的外国商人征取一定比例的商税，而且数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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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船只还深入长江，到达江南西北部的池州和宣州。唐人诗云：“苍茫空泛日，四顾绝人烟。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岛间知有国，波外恐无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159]外国船只前来池州的看来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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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外国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和当地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关，他们主要集中在水上交通路线的两侧，或在沿海地区，或在沿钱塘江和沿长江一线。大城市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而江南南部交通不畅之处就难以见到外商的踪影。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在江南的外商不多，中唐以后直至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则急剧增多。曾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东北亚高丽、日本等国的交通贸易，隋唐是扬州时期，北宋是明州时期，贸易港埠呈逐渐南移的趋势[160]。从实际情况来看，唐末随着扬州自然地理的变化及其战乱的出现，扬州港所起的作用急剧下降，而江南各港口相反显现了较快的发展前景，因此外国商人在江南大量出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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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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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到了江南各地后，奔走贸易，他们运来了许多外国商品，又将中国的土特产运到了外国，他们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外国商人在中国从事的贸易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商人的经营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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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的经营以珠宝业最为多见，经营者大多是波斯和大食等国的胡商。《刘宾客嘉话录》云：“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经营珠宝业，能聚财至数万，证明利润极其丰厚。又《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元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可长一寸许，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人叹惋不已。”江南的这些外国商人精通鉴别珠宝，他们本身就是依靠经营珠宝来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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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珠宝外，在越州、润州、宣州等地活跃的胡商，还经营其他的珍稀宝物。《太平广记》卷220引《广异记》“句容佐史”条云：“句容县佐史，能啖脍至数十斤……久之，吐出一物……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也能销人腹中块病……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买，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扬州聚居了大量的外商，内中的一部分追逐商利，常会过江经营。宣州也常见外商活动踪影。杜光庭《录异记》卷2云：“宣州节使赵额上亦有肉隐起，时人疑其有珠。既为淮南攻夺其郡县，为乱兵所害，有卒访其首级，剖额得珠而去。货与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复用。’乃售与塑画之人为佛额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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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还有不少人专门经营香药业。李璟保大七年（949），宫内摆出外夷所贡和合煎饮佩带粉囊数十种，都是江南本地不生产的。《清异录》卷下云：“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全唐诗》卷114徐延寿《南州行》云：“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说明外国香药在当时很受越女的欢迎。《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条云：“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嘲妓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苏木是香药的一种，这儿嘲讽妓女身施香药，穿上外国衣服，所以生下了一个外国模样的小孩。可知外国香药在贵族宦门妇女、商女、妓女等有钱人中大量使用，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香药用途如此广泛，但江南生产量不足，多依赖外商携来。全汉昇《唐代扬州的繁荣》文中对当时外商来中国常经营珠宝和香药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商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或是向外输出，都须远涉重洋，从而须负担一笔巨额的运费，而这一大笔运费，只有价值大而体积重量小的奢侈品才能负担得起。”[161]体积小，便于运输，对江南来说同样是如此。外商的这一经营特色以后各代也都继承，珍宝和香药成为外商经营最主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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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奢侈品也是外商经营的重要内容。前引《清异录》卷下记述了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模仿成衡岳七十二峰，吴越王钱弘俶出价以黄金五百两购买，但高丽商人还是不肯出售。外商们瞄准了吴越都城杭州和南唐都城金陵的皇室和居住的大量贵族官僚，从各国将奢侈品运了过来。《清异录》卷下又云：“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从南唐皇室收藏有这么多的舶来品来看，外国商人在金陵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前云大食商人运来的蔷薇水、龙脑油等，都是其中的奢侈品。再如新罗张保皋的商团在和东南沿海贸易时，主要商品是绸缎、麻布、金银，包括人参在内的药材、马匹、毛皮类和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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