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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1 7.渤海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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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3 公元853年,日僧圆珍入唐,这年他先后取得了两张经由太宰府长官发给的公验,其中一张记着他“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彼国”。856年,他从日本归唐的“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李英觉”4人处募得4千文。这个原被称为大唐商客的李延孝此处被称为“渤海国商主”,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渤海国商团的首领[144]。这个渤海国的商人由于和唐朝的商人在一起活动,而且多次前往日本,所以日本人干脆称他为大唐商人。据《三代实录》卷6贞观四年(862)七月二十三日庚寅条载:“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敕太宰府安置供给。”《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也载这年八月“大唐商人李延孝在前居鸿胪北馆”。由于李延孝从明州港启航,所以日本官方文件中称他为“大唐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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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5 江南至辽东地区的海上航行在唐前期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杜甫《后出塞》曾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45]渤海国建立后,南下江南的商人估计人数不会很多,但确有一部分人长期在南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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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7 8.西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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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29 从陆路进入大唐帝国的西域商人一般都在北方地区活动,但也有一部分追逐商利来到了江南。如《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当是指安国胡人,即西域昭武九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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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1 据上,前来江南的外商,人数众多,来源地较广,既有江南东邻的一些国家,又有北方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来自南方的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而西域商人很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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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3 二、外商的主要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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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5 外商的足迹遍及江南各地,从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地区,一直深入进江南腹地。不过从总体来看,外商主要活动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些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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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7 浙东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海上来船众多,外商大多在这里从事贸易,推销本国商品,收购江南的土特产。很多外商就从这些沿海城市再向前进入江南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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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39 中唐以后,明州成了江南与日本等国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重要的港口。《宝庆四明志》卷20《神庙》云:“洋山庙,东北海中,唐大中四年建。黄洽记云:‘海贾有见羽卫森列空中者,自称隋炀帝神游此山,俾立祠宇……’”其事虽是无稽之谈,但宁波近海地区的外贸商船来往不断从中可见一斑。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明州是“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矮人国,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46]。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已是如此。前云新罗张保皋在唐朝沿海经商时,就直接率船队到达明州望海镇。他作为航标留下的地名至今为人们所熟悉,“例如航道必经的舟山普陀山的新罗礁,象山港东门的新罗屿,黄岩大陈岛新罗人称为新罗山,城内有新罗坊,天台山国清寺前唐新罗园等遗址尚存”。到了五代时,新罗、波斯等国商人到明州的就更多了,他们大多在东渡门内一带活动。新罗与后来的高丽商人多居住在镇明岭一带[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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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1 台州是日本、高丽等国商船最为集中的港口之一。《嘉定赤城志》卷19云:“新罗屿,在(临海)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商人的活动时间可能就是在唐五代时期。此书又云:“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立,故名。”此山成了商人们远航的航标。从台州上岸的外国商人还有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寒山有诗云:“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掘得一宝藏,纯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拟买将去。余即报渠言,此珠无价数。”[148]诗里说的“碧眼胡”,从长相上看,应该指的是阿拉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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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3 台州南面的重要港口是沿海城市温州,唐代后期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区。唐人有诗谈到温州的海运:“永嘉东南尽,囗袒皆可究。帆引沧海风,舟沿缙云溜。”[149]前已谈到泾源裨将严怀志陷没吐蕃十数年,后往西逃“至天竺占波国,泛海而归。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150]。从印度逃到温州,推测两地之间必定有人们熟知的航路,乘的船只应该是印度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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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5 从杭州湾进入钱塘江,交通同样十分便利,因而在越州、杭州也有很多外国人活动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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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7 从越州上岸的外国商人也不少。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151]。从这些岛屿中转航行后到江南的船只,有一部分是以越州为目的地。又《全唐诗》卷342韩愈《送僧澄观》云:“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韩愈说的“越商胡贾”,显然是指活动在越州附近的那些中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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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49 杭州出海十分方便,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外商。尤其是在吴越时期,前来杭州的外国人众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西湖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152]。919年,吴越军曾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53]。可知杭州与大食国之间有着直接的海上往来。周贺谈到杭州是“孤灯海船深”[154],想必这些海船中外国船只占有相当比例。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认为西陵是当时海舶出入杭州的必经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那么海舶为什么到杭州要通过西陵?谭先生引《西溪丛话·海潮说》认为:“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155]谭先生的说法是十分准确的,据此,外国商人通常从宁波进出,经越州、杭州,沿江南运河到达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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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51 外商沿钱塘江一直到达睦州。施肩吾经过桐庐时说:“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156]睦州桐庐见到的这些大鼻子胡商,深入江南腹地经营起茶叶来,估计人数不会很少,这种情况也不会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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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53 沿长江的各大城市也不时有外国船只前来,这与长江交通的方便有关。进入长江的外国船有相当一部分是驶赴到了江南的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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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55 润州是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常见有外国船只进港。《全唐诗》卷603许棠《题金山寺》云:“刹碍长空鸟,船通外国人。房房皆叠石,风扫永无尘。”润州的江面上,外商船只不少,来到金山寺就能看到这些外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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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57 金陵从唐末开始人口增多,成了江南的一个重要港口。到南唐时,更成为都城,聚集了许多贵族、官僚,使得奢侈品消费出现了很多商机。金陵城内居住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商人,曾有大食国使者前来进贡龙脑油,南唐元宗爱惜异常。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亦以赐近臣。”[157]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158]看来大食国带来的龙脑油还真不少,连一般的娼楼中也在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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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59 苏州城不临江海,但苏州的北部地区为江海围绕,常有外国船只前来。日本遣唐使曾有多次是从苏州出发回国的,如第15次归国的第一、二舶是从常熟县启航的,估计也是从黄泗浦附近出发的,足见黄泗浦是一个重要港口。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是在苏州境内,随行的有24人,其中有胡国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他们都是造诣极高的艺术宗匠,很有可能是经营珠宝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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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61 海船也能进出常州。李栖筠为刺史时,常州城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这提醒了政府可以从外商头上找寻点好处,于是常州地方政府收起了海税。《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一〇《杨君墓志铭并序》谈到杨琎任常州司户参军时,“海税孔殷”,说明地方政府向前来商贸的外国商人征取一定比例的商税,而且数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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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63 外国船只还深入长江,到达江南西北部的池州和宣州。唐人诗云:“苍茫空泛日,四顾绝人烟。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岛间知有国,波外恐无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159]外国船只前来池州的看来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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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65 大体而言,外国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和当地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关,他们主要集中在水上交通路线的两侧,或在沿海地区,或在沿钱塘江和沿长江一线。大城市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而江南南部交通不畅之处就难以见到外商的踪影。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在江南的外商不多,中唐以后直至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则急剧增多。曾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东北亚高丽、日本等国的交通贸易,隋唐是扬州时期,北宋是明州时期,贸易港埠呈逐渐南移的趋势[160]。从实际情况来看,唐末随着扬州自然地理的变化及其战乱的出现,扬州港所起的作用急剧下降,而江南各港口相反显现了较快的发展前景,因此外国商人在江南大量出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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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67 三、外商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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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069 外国商人到了江南各地后,奔走贸易,他们运来了许多外国商品,又将中国的土特产运到了外国,他们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外国商人在中国从事的贸易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商人的经营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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