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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商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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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到了江南各地后，奔走贸易，他们运来了许多外国商品，又将中国的土特产运到了外国，他们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外国商人在中国从事的贸易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商人的经营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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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的经营以珠宝业最为多见，经营者大多是波斯和大食等国的胡商。《刘宾客嘉话录》云：“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经营珠宝业，能聚财至数万，证明利润极其丰厚。又《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元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可长一寸许，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人叹惋不已。”江南的这些外国商人精通鉴别珠宝，他们本身就是依靠经营珠宝来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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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珠宝外，在越州、润州、宣州等地活跃的胡商，还经营其他的珍稀宝物。《太平广记》卷220引《广异记》“句容佐史”条云：“句容县佐史，能啖脍至数十斤……久之，吐出一物……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也能销人腹中块病……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买，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扬州聚居了大量的外商，内中的一部分追逐商利，常会过江经营。宣州也常见外商活动踪影。杜光庭《录异记》卷2云：“宣州节使赵额上亦有肉隐起，时人疑其有珠。既为淮南攻夺其郡县，为乱兵所害，有卒访其首级，剖额得珠而去。货与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复用。’乃售与塑画之人为佛额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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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在江南还有不少人专门经营香药业。李璟保大七年（949），宫内摆出外夷所贡和合煎饮佩带粉囊数十种，都是江南本地不生产的。《清异录》卷下云：“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全唐诗》卷114徐延寿《南州行》云：“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说明外国香药在当时很受越女的欢迎。《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条云：“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嘲妓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苏木是香药的一种，这儿嘲讽妓女身施香药，穿上外国衣服，所以生下了一个外国模样的小孩。可知外国香药在贵族宦门妇女、商女、妓女等有钱人中大量使用，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香药用途如此广泛，但江南生产量不足，多依赖外商携来。全汉昇《唐代扬州的繁荣》文中对当时外商来中国常经营珠宝和香药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商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或是向外输出，都须远涉重洋，从而须负担一笔巨额的运费，而这一大笔运费，只有价值大而体积重量小的奢侈品才能负担得起。”[161]体积小，便于运输，对江南来说同样是如此。外商的这一经营特色以后各代也都继承，珍宝和香药成为外商经营最主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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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奢侈品也是外商经营的重要内容。前引《清异录》卷下记述了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模仿成衡岳七十二峰，吴越王钱弘俶出价以黄金五百两购买，但高丽商人还是不肯出售。外商们瞄准了吴越都城杭州和南唐都城金陵的皇室和居住的大量贵族官僚，从各国将奢侈品运了过来。《清异录》卷下又云：“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从南唐皇室收藏有这么多的舶来品来看，外国商人在金陵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前云大食商人运来的蔷薇水、龙脑油等，都是其中的奢侈品。再如新罗张保皋的商团在和东南沿海贸易时，主要商品是绸缎、麻布、金银，包括人参在内的药材、马匹、毛皮类和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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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地区的火油，由于唐末五代的江南地区从未出现过，其神奇的力量吸引了各国的好战分子纷纷从他们手里争相购买。吴越国与吴国的狼山激战中，吴越军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而“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162]。而当契丹与后梁发生战争时，吴王竟然派人送猛火油给契丹主。吃了火油之亏的吴国人，自己也从大食国人的手里购买起这有效的武器。等到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军队也装备了火油，只是使用不当，将火烧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些火油，肯定都是通过商人之手，转到了江南几个政府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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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的一些大城市，有许多胡人居住其中，一部分女性胡人以她们容颜舞技引人注目[163]。女性胡人中的一部分，还开起了酒店。李白《猛虎行》中说：“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苎飞梁尘。”[164]三月春天的溧阳酒楼，杨花茫茫，思绪骤起，经营酒楼的胡人远离家乡，吹打起乐器，使得诗人愁上更愁。李白诗中有多首关于胡姬开酒店的诗，从这儿胡人开酒店并且能吹打起舞来看，这儿的胡人其实就是其他诗中说的胡姬。一些学者在对《全唐诗》中胡姬诗进行分析后认为，唐朝的胡姬分布范围前期主要分布于西安和洛阳两京，后期已经拓展到扬州、苏州、杭州等江南之地[165]。唐末进入吴越国的诗人罗隐在《仿玉台体》中说：“试问年多少，邻姬亦姓胡。”可以推测的确有大量的胡姬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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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外商经营茶叶、粮食、丝绸等普通商品，但从总体上看数量不是很多。《太平广记》卷337引《广异记》“萧审”条云：“萧审者，工部尚书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安胡以经营米、绢来赢利，这种方式自然也是一部分胡商的生财之道，估计他们是在改购有特色的米、绢之后，再运回国内。再如前面说到施肩吾在桐庐看到：“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醉来引客上红楼，面前一道桐溪流。”[166]这些被指称为大鼻子的胡商，沿着交通线深入到茶叶生产地桐庐，进货后到其他地方销售。胡商经营赚了不少钱，因而吸引了妓女围着他们不停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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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泉天皇时代的藤原明衡编著的《新猿乐记》，谈到一个叫八郎真人的商人，东到北陆，西达海岛，一年四季往返奔波，“贮财货于波涛之上，任风前浮沉，交运命于街衢之间，悬生死于路头”。他贩运的货物，有许多是从中国输入的：“唐物，沈香，麝香，衣比，丁子，甘松，薰陆，青木，龙脑，牛头，鸡舌，白檀，赤木，苏方，陶砂，红雪，紫雪，金益草，疑丹，银益丹，紫金膏，巴豆，雄黄，可梨勒，槟榔子，铜黄，绿青，燕紫，凝脂，空青，丹，朱砂，胡粉，豹虎皮，藤茶碗，笼子，犀角，水牛，如意，玛瑙壶，绫，锦，罗，縠，吴竹，甘升，吹玉等也。”[167]我们并不敢肯定这些货物均来自江南，但处于唐末五代的特定时期，这些货物中的大部分应是江南出产或从江南转口而来的。从这些物品来看，主要集中在龙脑、雄黄、胡粉、沉香之类的中药材和绫、罗、锦等丝织品，此外还有水牛等类动物及动物制品和少量的碗、文具等物品，基本上与我们在其他史书中所见到的零星材料相一致。日本学者也指出：唐朝的百和香在日本很受欢迎，唐朝出口日本的产品通常是沉香、糖和李肉等，而前二者恰恰是江南的特产[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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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商活跃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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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江南的外国商人，虽然人数不能与陆路来到中原的外商相比，也不能与广州、扬州等地相比，但应该说总人数还是不少。上元元年（760），邓景山邀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到扬州来协助他平定刘展之乱。田神功到扬州后，“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169]。扬州有这么多的商人，必然有很多人跨江南下进入江南地区。前引杜甫《解闷》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实际上就是指很多扬州的外商从江南运河南下。同样，在浙东南面的饶江、闽江一线，波斯、安息商人众多。沈亚之曾说：“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170]这些商人如果往北一转，就有可能很多人进入江南腹地。综观唐代江南外商的活跃，主要集中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到了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可能更多，金陵、杭州城内外经营奢侈品的外商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么，这一时期外商能够在江南如此活跃，到底出现了哪些良好的社会环境呢?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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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江南安定的环境。总体上讲，江南地区动乱较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多。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江南的社会比较安定，而且安定的时间又特别长。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人口的流失作用巨大，甚至使社会倒退。在这种情况下，外商就不可能前来贸易，即使来了，贸易规模也十分有限，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会对商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江南地区也曾有过一些短暂的战争，但大多影响不大，时间不长。唐末五代，吴越与吴、南唐之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一般主要发生于边境地区，两国的腹地还是比较安定的。919年无锡大战后，战争有利方的徐温说：“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兵连不解，方为诸公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忱，岂不乐哉！多杀何为?”[171]自此以后，江南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争，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时期。这种社会的安定，为外商前来贸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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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航路的新拓展。江南的外商大多是从海上来的，因而海上交通航路的发现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对江南的海上航路进行过研究，发现江南地区与朝鲜与日本都有海上交通航路，此外与阿拉伯、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都有海上交通线路[172]。如唐代后期，新罗从海上过来后，往往“从山东半岛出发沿东海岸南下，到扬子江入口再南下浙江、福建等地”，或从罗州等地经黑山岛直达扬子江口。有学者认为唐代前期新罗人主要是从西海岸跨海到达山东半岛，而到了九世纪以后就经常直接横渡大海前往南中国的南部[173]。江南到日本的航路开拓大约在702年左右，日本遣唐使开始了从值嘉岛直接横渡中国海到达长江口的扬州、苏州、越州和明州的新航线[174]。江南与印度从汉代就有航路，此时继续畅通；阿拉伯人与中国的南部一直有交通往来，随着对福建、岭南等地海上交通路线的熟悉，阿拉伯人北上江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此外，江南地区还与非洲的一些沿海国家有交通往来，唐朝中国的瓷器遗留物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等沿海地区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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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来说，如果以江南为中心，江南地区通向唐朝北方和南方的海上交通线路都十分通畅。唐咸通三年（862），南蛮攻陷交趾，朝廷就和雇了商船从海路运粮，说明从江南出发，近海往南一直到交趾都有航线可通，往北则到登、莱、青诸州，继续向北可以到达辽东。泛海南北贸易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杜甫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就是描述的这种情况。由此可知海上交通航线的拓展和畅通，为外商的到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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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江南经济地位的变化。整个唐五代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地位的变化是比较惊人的。由于社会安定，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江南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唐以后，由于大量北方人口的进入，江南成了唐朝人口最为密集的几个地区之一。北方移民促使江南人民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就粮食生产来讲，中唐以后，“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75]。唐德宗建中年间，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75万石给朝廷。到了贞元初年，因为北方出现饥荒，浙江东西道的两税折纳成米100万石运至东西渭桥仓库。有人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176]这种说法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可以看出江南农业和手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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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南方的丝绸纺织、麻布纺织在国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越州、宣州、润州、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纺品中唐以后成了全国最具技术含量的产品。瓷器、造船、制盐、制茶、金属开采和制造等部门，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门类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时有改进，特别是江南的北部地区，即太湖周围和钱塘江两岸，手工业的发展十分明显。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水陆交通网络的建立，促使城市商业的发展。江南新设了很多城市，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一些老城市经济因素渐渐加重，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苏、杭都成了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大城市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夜间商业现象随处可见，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177]。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富，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加上城市人口的集中，外商来到江南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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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78]。大量北方文化层次较高的士族南迁，不仅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了南方，而且还带来了北方贵族奢侈的消费理念和浓重的游乐文化气息。他们往往集中居住在金陵、杭州、苏州、润州、城州等城市中，进行着大量的奢侈性消费和文化消费。江南的官员外出任职，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中居住。大批文人寓居在安宁的江南城市中，享受着江南的湖光山色。杜牧就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179]他们还在江南购买田地和庄宅，建造园林亭阁，饮酒作乐，以游山玩水为风雅，“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180]。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下，江南各地对商品的需要，特别是奢侈品的渴望，就显得十分强烈。外国商人的到来，正可以满足人们在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的那些特殊需要。有消费群体的出现，才会有外国商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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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唐末五代特殊的政治格局也是吸引外商的重要条件。唐僖宗年间，江南也出现了短暂的混乱，淮南军将杨行密乘机起兵，不久占领了今江苏、安徽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吴国；杭州临安人钱镠占领了两浙十三州，定都杭州，建立了吴越国。此后徐温夺得吴国的军事大权，其养子徐知诰受吴禅让，登上皇帝宝座，以金陵为都建立了南唐。吴越与吴国曾进行过一些战争，但时间不是很长，此后各自奉行保境安民政策，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又沿着正常的轨迹向前发展。吴越和吴、南唐都重视通商，招徕商贾，征收商税，因此商业贸易的气氛浓厚。如吴越的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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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吴越和吴、南唐都在大力发展商业。如江南的盐场都在吴越境内，吴越生产过剩，有相当数量的食盐需要外销。五代末年，南唐大将卢绛“尝于海门遮获越人船舫盐货，献于金陵”[182]。因为需要商业，各国都招徕商人前来贸易，如吴越国与日本、高丽、百济关系十分密切，海上交通频繁，而吴、南唐则与新罗、高丽、契丹十分融洽，商贸往来不断。一定意义上讲，五代时外商的前来，与当时政府对外商的友好态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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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和南唐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需要外国商人在江南的更多出现，他们对奢侈品无止境的追求促成了大量的外商来到江南。与外国商人的接触者，我们发现往往有很多是国王、王妃、外戚和贵族，他们需要水精、沉香、珠宝、香药，他们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是造成五代大量外商不远万里前来追逐商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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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江南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经济、交通的发展，并导致了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外国商品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外商在江南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国商人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胡商就纷纷来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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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商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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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地区中唐以后大量外商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约而要之，表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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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外商的到来以及有利可图，使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了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例如日本自奈良朝以后，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好，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如光孝仁和元年（885），日本政府下令大宰府司，禁止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自以高价抢购舶来品，说明唐朝货物是十分受人欢迎的[183]。中日间的贸易唐前期和中期主要由遣唐使与新罗、日本商人发挥着作用，其后江南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在民间商人中进行的[184]。不过唐末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日本商船的影子已很少见，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自平安朝开始，政府禁止渡船到海外，所以我们见到的仅是吴越国商人单方面的一次又一次的远赴日本[185]。自九世纪后期，在中日贸易中只见江南商人而不见日本商人了。中国最早到日本的商人是张友信，他从明州出发，载47人驶向日本大宰府，同船回国的有赴天台留学的日僧圆载及其侍从仁好等[186]。此后，江南陆续有商人在中日之间经商。大宰府的所在地博多湾是唐商船至日本的主要港口，所有来日商船先由太宰府统一管理，商人一般会安置在鸿胪馆供应食宿。日本商人和市民是不能随便与唐人贸易的，必须由交易唐物使统一安排。可以想见，随着外商的到来，得到启示和影响的江南商人也开展了对外贸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上说，外商的到来，促使了中国大量商人重视海外贸易，并收购了商品前往海外谋取利益。随着大量高档奢侈品的到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被大量运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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