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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江南安定的环境。总体上讲，江南地区动乱较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多。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江南的社会比较安定，而且安定的时间又特别长。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人口的流失作用巨大，甚至使社会倒退。在这种情况下，外商就不可能前来贸易，即使来了，贸易规模也十分有限，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会对商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江南地区也曾有过一些短暂的战争，但大多影响不大，时间不长。唐末五代，吴越与吴、南唐之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一般主要发生于边境地区，两国的腹地还是比较安定的。919年无锡大战后，战争有利方的徐温说：“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兵连不解，方为诸公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忱，岂不乐哉！多杀何为?”[171]自此以后，江南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争，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时期。这种社会的安定，为外商前来贸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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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航路的新拓展。江南的外商大多是从海上来的，因而海上交通航路的发现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对江南的海上航路进行过研究，发现江南地区与朝鲜与日本都有海上交通航路，此外与阿拉伯、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都有海上交通线路[172]。如唐代后期，新罗从海上过来后，往往“从山东半岛出发沿东海岸南下，到扬子江入口再南下浙江、福建等地”，或从罗州等地经黑山岛直达扬子江口。有学者认为唐代前期新罗人主要是从西海岸跨海到达山东半岛，而到了九世纪以后就经常直接横渡大海前往南中国的南部[173]。江南到日本的航路开拓大约在702年左右，日本遣唐使开始了从值嘉岛直接横渡中国海到达长江口的扬州、苏州、越州和明州的新航线[174]。江南与印度从汉代就有航路，此时继续畅通；阿拉伯人与中国的南部一直有交通往来，随着对福建、岭南等地海上交通路线的熟悉，阿拉伯人北上江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此外，江南地区还与非洲的一些沿海国家有交通往来，唐朝中国的瓷器遗留物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等沿海地区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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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来说，如果以江南为中心，江南地区通向唐朝北方和南方的海上交通线路都十分通畅。唐咸通三年（862），南蛮攻陷交趾，朝廷就和雇了商船从海路运粮，说明从江南出发，近海往南一直到交趾都有航线可通，往北则到登、莱、青诸州，继续向北可以到达辽东。泛海南北贸易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杜甫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就是描述的这种情况。由此可知海上交通航线的拓展和畅通，为外商的到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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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江南经济地位的变化。整个唐五代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地位的变化是比较惊人的。由于社会安定，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江南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唐以后，由于大量北方人口的进入，江南成了唐朝人口最为密集的几个地区之一。北方移民促使江南人民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就粮食生产来讲，中唐以后，“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75]。唐德宗建中年间，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75万石给朝廷。到了贞元初年，因为北方出现饥荒，浙江东西道的两税折纳成米100万石运至东西渭桥仓库。有人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176]这种说法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可以看出江南农业和手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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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南方的丝绸纺织、麻布纺织在国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越州、宣州、润州、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纺品中唐以后成了全国最具技术含量的产品。瓷器、造船、制盐、制茶、金属开采和制造等部门，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门类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时有改进，特别是江南的北部地区，即太湖周围和钱塘江两岸，手工业的发展十分明显。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水陆交通网络的建立，促使城市商业的发展。江南新设了很多城市，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一些老城市经济因素渐渐加重，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苏、杭都成了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大城市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夜间商业现象随处可见，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177]。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富，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加上城市人口的集中，外商来到江南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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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78]。大量北方文化层次较高的士族南迁，不仅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了南方，而且还带来了北方贵族奢侈的消费理念和浓重的游乐文化气息。他们往往集中居住在金陵、杭州、苏州、润州、城州等城市中，进行着大量的奢侈性消费和文化消费。江南的官员外出任职，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中居住。大批文人寓居在安宁的江南城市中，享受着江南的湖光山色。杜牧就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179]他们还在江南购买田地和庄宅，建造园林亭阁，饮酒作乐，以游山玩水为风雅，“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180]。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下，江南各地对商品的需要，特别是奢侈品的渴望，就显得十分强烈。外国商人的到来，正可以满足人们在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的那些特殊需要。有消费群体的出现，才会有外国商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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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唐末五代特殊的政治格局也是吸引外商的重要条件。唐僖宗年间，江南也出现了短暂的混乱，淮南军将杨行密乘机起兵，不久占领了今江苏、安徽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吴国；杭州临安人钱镠占领了两浙十三州，定都杭州，建立了吴越国。此后徐温夺得吴国的军事大权，其养子徐知诰受吴禅让，登上皇帝宝座，以金陵为都建立了南唐。吴越与吴国曾进行过一些战争，但时间不是很长，此后各自奉行保境安民政策，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又沿着正常的轨迹向前发展。吴越和吴、南唐都重视通商，招徕商贾，征收商税，因此商业贸易的气氛浓厚。如吴越的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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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吴越和吴、南唐都在大力发展商业。如江南的盐场都在吴越境内，吴越生产过剩，有相当数量的食盐需要外销。五代末年，南唐大将卢绛“尝于海门遮获越人船舫盐货，献于金陵”[182]。因为需要商业，各国都招徕商人前来贸易，如吴越国与日本、高丽、百济关系十分密切，海上交通频繁，而吴、南唐则与新罗、高丽、契丹十分融洽，商贸往来不断。一定意义上讲，五代时外商的前来，与当时政府对外商的友好态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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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和南唐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需要外国商人在江南的更多出现，他们对奢侈品无止境的追求促成了大量的外商来到江南。与外国商人的接触者，我们发现往往有很多是国王、王妃、外戚和贵族，他们需要水精、沉香、珠宝、香药，他们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是造成五代大量外商不远万里前来追逐商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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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江南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经济、交通的发展，并导致了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外国商品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外商在江南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国商人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胡商就纷纷来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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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商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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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地区中唐以后大量外商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约而要之，表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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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外商的到来以及有利可图，使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了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例如日本自奈良朝以后，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好，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如光孝仁和元年（885），日本政府下令大宰府司，禁止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自以高价抢购舶来品，说明唐朝货物是十分受人欢迎的[183]。中日间的贸易唐前期和中期主要由遣唐使与新罗、日本商人发挥着作用，其后江南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在民间商人中进行的[184]。不过唐末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日本商船的影子已很少见，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自平安朝开始，政府禁止渡船到海外，所以我们见到的仅是吴越国商人单方面的一次又一次的远赴日本[185]。自九世纪后期，在中日贸易中只见江南商人而不见日本商人了。中国最早到日本的商人是张友信，他从明州出发，载47人驶向日本大宰府，同船回国的有赴天台留学的日僧圆载及其侍从仁好等[186]。此后，江南陆续有商人在中日之间经商。大宰府的所在地博多湾是唐商船至日本的主要港口，所有来日商船先由太宰府统一管理，商人一般会安置在鸿胪馆供应食宿。日本商人和市民是不能随便与唐人贸易的，必须由交易唐物使统一安排。可以想见，随着外商的到来，得到启示和影响的江南商人也开展了对外贸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上说，外商的到来，促使了中国大量商人重视海外贸易，并收购了商品前往海外谋取利益。随着大量高档奢侈品的到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被大量运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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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商的到来，江南地区的人们纷纷把眼光转向利润丰厚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上，或转变种植结构，生产适于出口的农产品。如江南一些地区的造船业、制瓷业发展特别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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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举明州的造船业为例。明州是唐末五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外商常会从这里进来，而中国的产品也会在这里集结后装向外国，这为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太平寰宇记》卷98谈到明州贡中有“舶船”，这是宋初江南唯一贡船的地区，这说明五代时明州的造船业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准。日本学者大庭修根据长崎县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所藏的《唐船之图》，推测当时中日之间的航船模样。此图绘于十七世纪末年，是日本资料中最早描绘唐船的图画。内中共有中国船11只，其中江南地区的有南京船和宁波船。宁波船有龙骨，画成在波浪中前进的样子[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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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州、越州等地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学术界将其定名为越窑。由于在外贸中的重要性，江南沿海各地制瓷业在经济利润的带动下发展异常快速。从外国发现的瓷器产品年代断定来看，中唐以后，尤其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江南瓷器有大规模的外销现象。考古发现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浙江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窑口，如上林湖、杜湖、白洋湖一带以及鄞县、上虞、象山、奉化、临海等地的窑口，应该都是当时的外销生产地[188]。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江南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在日本发现的中国瓷器遗址中，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新罗商人从唐代初年就已经将越窑的一些产品运回国内和日本。在朝鲜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灯碗、四系壶、六耳壶。近年来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据专家们估计在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189]。瓷器作为商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和南亚等地，最远一直销到非洲。十九世纪起，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底比斯、库斯、库夫特等地都先后发现了中国瓷器，其中以越窑青瓷碗最为丰富，见于上林湖窑遗址中的玉璧底碗在这里也有发现[190]。在埃及古都福斯塔特，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发现了600多片青瓷，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说它们大都是越窑产品，根据其中的越瓷残件推定年代约为九世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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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农业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江南各地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如吴越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王钱弘俶向日本送上锦帛，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托蒋承勋带回到吴越的信中说：“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因而估计蒋承勋所运货物中有不少丝绸织品。木宫泰彦认为：“客商等输入的商品虽属不详，但可能和前代一样，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为主。”[191]外贸中丝织品成了重要的商品，因而我们对江南农村蚕桑的普遍也就能够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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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如外商将外国的书籍带到中国来传播，使江南人知道了很多外国的知识。陶谷《清异录》卷上云：“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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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和其他地区一样，流行外国香药，而这些香药一般都是从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输入，史料中就有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在唐代编著的一些国家药典中，就已收有很多外国药物，可见胡药对人们的影响。香药来到江南后，深受上层女性的喜爱，使她们在妆饰衣着方面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前已云南唐金陵城内，从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娼妇妓女，对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龙脑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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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还对江南的饮食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南的蔗糖生产始于唐初，并且受到了西域石蜜的影响。不过外国商人却将波斯糖运到了中国，所以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谈到“波斯者为良”，而江南制造的蔗糖不如外国的好：“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汗及牛乳汁，煎则细白耳。”波斯的商品给唐朝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又《清异录》卷上说：“石发，吴越亦有之，然以新罗者为上，彼国呼为‘金毛菜’。”即使蔬菜，也以新罗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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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商的到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能还十分有限，但对江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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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史林》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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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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