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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江南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经济、交通的发展，并导致了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外国商品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外商在江南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在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国商人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胡商就纷纷来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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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商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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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地区中唐以后大量外商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约而要之，表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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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外商的到来以及有利可图，使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了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例如日本自奈良朝以后，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好，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如光孝仁和元年（885），日本政府下令大宰府司，禁止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自以高价抢购舶来品，说明唐朝货物是十分受人欢迎的[183]。中日间的贸易唐前期和中期主要由遣唐使与新罗、日本商人发挥着作用，其后江南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在民间商人中进行的[184]。不过唐末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日本商船的影子已很少见，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自平安朝开始，政府禁止渡船到海外，所以我们见到的仅是吴越国商人单方面的一次又一次的远赴日本[185]。自九世纪后期，在中日贸易中只见江南商人而不见日本商人了。中国最早到日本的商人是张友信，他从明州出发，载47人驶向日本大宰府，同船回国的有赴天台留学的日僧圆载及其侍从仁好等[186]。此后，江南陆续有商人在中日之间经商。大宰府的所在地博多湾是唐商船至日本的主要港口，所有来日商船先由太宰府统一管理，商人一般会安置在鸿胪馆供应食宿。日本商人和市民是不能随便与唐人贸易的，必须由交易唐物使统一安排。可以想见，随着外商的到来，得到启示和影响的江南商人也开展了对外贸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上说，外商的到来，促使了中国大量商人重视海外贸易，并收购了商品前往海外谋取利益。随着大量高档奢侈品的到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被大量运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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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商的到来，江南地区的人们纷纷把眼光转向利润丰厚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上，或转变种植结构，生产适于出口的农产品。如江南一些地区的造船业、制瓷业发展特别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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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举明州的造船业为例。明州是唐末五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外商常会从这里进来，而中国的产品也会在这里集结后装向外国，这为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太平寰宇记》卷98谈到明州贡中有“舶船”，这是宋初江南唯一贡船的地区，这说明五代时明州的造船业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准。日本学者大庭修根据长崎县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所藏的《唐船之图》，推测当时中日之间的航船模样。此图绘于十七世纪末年，是日本资料中最早描绘唐船的图画。内中共有中国船11只，其中江南地区的有南京船和宁波船。宁波船有龙骨，画成在波浪中前进的样子[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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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州、越州等地是我国青瓷的主要产地，学术界将其定名为越窑。由于在外贸中的重要性，江南沿海各地制瓷业在经济利润的带动下发展异常快速。从外国发现的瓷器产品年代断定来看，中唐以后，尤其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江南瓷器有大规模的外销现象。考古发现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浙江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窑口，如上林湖、杜湖、白洋湖一带以及鄞县、上虞、象山、奉化、临海等地的窑口，应该都是当时的外销生产地[188]。从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江南有大量的瓷器产品输出日本。在日本发现的中国瓷器遗址中，明确断定为越窑系的有48处，以青瓷为主。新罗商人从唐代初年就已经将越窑的一些产品运回国内和日本。在朝鲜出土的越窑青瓷有灯碗、四系壶、六耳壶。近年来在古新罗时代第98号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小壶，据专家们估计在九世纪初已被运销了过去[189]。瓷器作为商品，还运销至东南亚、西亚和南亚等地，最远一直销到非洲。十九世纪起，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底比斯、库斯、库夫特等地都先后发现了中国瓷器，其中以越窑青瓷碗最为丰富，见于上林湖窑遗址中的玉璧底碗在这里也有发现[190]。在埃及古都福斯塔特，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发现了600多片青瓷，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说它们大都是越窑产品，根据其中的越瓷残件推定年代约为九世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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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农业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江南各地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如吴越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王钱弘俶向日本送上锦帛，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托蒋承勋带回到吴越的信中说：“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因而估计蒋承勋所运货物中有不少丝绸织品。木宫泰彦认为：“客商等输入的商品虽属不详，但可能和前代一样，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为主。”[191]外贸中丝织品成了重要的商品，因而我们对江南农村蚕桑的普遍也就能够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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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商的到来促进了江南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如外商将外国的书籍带到中国来传播，使江南人知道了很多外国的知识。陶谷《清异录》卷上云：“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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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和其他地区一样，流行外国香药，而这些香药一般都是从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输入，史料中就有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在唐代编著的一些国家药典中，就已收有很多外国药物，可见胡药对人们的影响。香药来到江南后，深受上层女性的喜爱，使她们在妆饰衣着方面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前已云南唐金陵城内，从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娼妇妓女，对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龙脑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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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还对江南的饮食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南的蔗糖生产始于唐初，并且受到了西域石蜜的影响。不过外国商人却将波斯糖运到了中国，所以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谈到“波斯者为良”，而江南制造的蔗糖不如外国的好：“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汗及牛乳汁，煎则细白耳。”波斯的商品给唐朝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又《清异录》卷上说：“石发，吴越亦有之，然以新罗者为上，彼国呼为‘金毛菜’。”即使蔬菜，也以新罗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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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商的到来，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可能还十分有限，但对江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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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史林》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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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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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生活中，对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唐朝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不但居住着众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聚居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口。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城市消费的中心，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其城市消费活跃程度也没有减退。据《唐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192]奢侈消费之风在唐后期的长安十分盛行，文化娱乐消费异常活跃，表明长安城市消费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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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女性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妇女得到了后代难以想象的一些权利。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妇女，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当中。在长安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异常活跃，深入地介入进了社会生产和消费，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商品消费领域，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女性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由于长安女性消费是促进商品生产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对长安女性消费的探索就成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同时对唐代女性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选取长安女性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索长安女性消费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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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女性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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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学者认为长安城内人口至少有80万，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193]。粗略推测，如果男女各占一半，那么城内女性达40~50万。这么众多的女性生活在城市内，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有大量的商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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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相同，衣食住行是女性的基本物质消费，但在显示性别特征方面的用品，女性的消费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而文化精神方面的消费比重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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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饮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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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长安有粮市，四郊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94]。在长安西市有专门出售面粉的“麸行”[195]。杜甫在大病初愈后，友人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196]，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都可以买到。长安有一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197]。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反映女性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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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女性也有不少喜欢喝酒的。《全唐诗》卷5武则天《早春夜宴》云：“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唐代风气开放，所以在喝酒风俗上女性与男性一样，十分豪爽。杨贵妃也喜欢喝酒：“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有钱的人家，不仅在家里设宴，还要将宴席搬到名胜之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198]《全唐诗》卷280卢纶《春词》中的少女还喝醉倒在树下花丛中：“北苑罗裙带，尘衢锦绣鞋。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长安女性也有入酒店喝酒。同书卷695韦庄《延兴门外作》云：“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犊车。……马足倦游客，鸟声欢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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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衣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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