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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01 长安城中的上层妇女,主要生活在宫廷内,她们向外延伸的消费风气往往成为平民百姓竞相仿效的对象。宫中的女性生活尊贵、悠闲,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她们常常是以母仪天下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妇女面前。高世瑜先生曾说唐代的后妃:“富贵、荣显、优闲、舒适——她们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在万千唐代妇女中不能不说是幸运者。”[282]因此这些女性的穿戴装饰自然是全体长安女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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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03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人都浓妆艳抹,“衣罗绮,曳锦绣”[283],在灯轮下轻歌曼舞,“经月余日”[284]。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作百枝灯树,高达八丈,灯树置于高山之上,入夜点灯,“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285]。他们甚至借过节之机来炫耀富贵,互相攀比,以重金宝珠装饰车马出行,造成“香车宝辇隘通衢”[286]。《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287]上至“贵游戚属”,“下隶工贾”,佳节的欢乐气氛让市民普遍都融入到了节日消费的热潮当中。宫女们只要衣着华丽走出宫门,他们的装饰和衣服马上遭到宫外女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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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05 如前已论及,安乐公主的奢侈生活,使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一般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都会在穿衣、妆饰方面向其学习。玄宗时,“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穆宗长庆年间,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288],说明公主经常进入市场购买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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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07 唐代的内外命妇们在女性消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卷45《舆服志》说女命妇们“即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使“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在衣服料子上,这些命妇不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是越穿越奢华,丝绸锦绣,使其他的女性看得十分眼红,一时大为流行。长安富贵人家士女还有游春的习俗,“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随行时“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游春的同时多进行宴饮,所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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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09 4.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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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11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首都长安是开放的中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以前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宫廷妇女参政在唐代尤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女政治家,武则天是其中最有才华和权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朝的妇女中,盛行重文习诗的风气,产生了众多的女性诗人,即使连众多娼妓、女冠女尼也有许多名篇名诗保存至今。唐代普通的妇女濡染翰墨者为数甚多,遍及各个阶层,诗文题材十分广泛,吟诗作赋蔚然成风气。妇女在音乐、舞蹈上的成就自不待多言,而在书法与绘画上也颇有其人。唐代由于重视教育,女教著述较前代增加不少,基本精神主要是节操礼法、诗书笔札、教习女工等。唐代的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社会交往与活动场所比较宽泛,因而女性外出经商、从事经济活动者有之,外出游玩、相互宴饮聚观者有之。女性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到长安的郊外、两市、寺庙道观和各种娱乐场所,“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289]。唐代的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地与异性结识交游,同席宴饮论诗文,可以诗词相赠。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有敕云:“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290]女性之所以能与和尚、道士自由地接触,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习俗相关,是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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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13 可以看到,处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长安,女性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受人瞩目,长安的女性能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宁欣先生曾对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佣工,自产自卖的小生产者兼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以旅店、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以小商贩为主的商业,娱乐和娼妓业,此外还有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等[291]。唐代女性参加经济活动有的虽然是为了生计而无奈的被迫的,但毕竟是社会活动空间广阔和人身自由的标志,她们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由经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全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女性能自由地驰骋于经济活动中,她们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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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15 不可否认,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众多,我们在这里只是拣其主要者进行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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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17 四、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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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19 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消费的结果又带动了社会需求的扩大,重新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长安女性消费的活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直接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都长安近百万人口,如果推测女性是其中的一半,我们今天就可以想象单由这些女性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需要各地大量运进各式各样的商品来供应城市女性的需要。唐代各地的商人,包括众多的胡商,了解长安城市场的巨大,前来经营生意的络绎不绝。通过这样的经济循环运动,长安市场不断地繁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无夸张地说,长安女性消费对唐代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范围和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推进长安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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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21 我们也看到,在长安女性消费的刺激下,庞大的消费需求为长安城郊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而造成了农副产品不断商品化的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和经营领域。如女性喜欢花卉装饰美化生活,因而长安城郊出现了专门的花农,“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292],挑着担子入城销售。司空图有位邻叟善艺卉木,常常“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这人卖花还有一套理论:“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293]他的卖花技巧之高,揣磨顾客心理的诀窍,令人赞叹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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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23 女性的特殊消费促使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在长安的聚集。众多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因为他们发觉长安的钱很好赚。《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谈到回纥商人在长安“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胡商们经营的主要是珠宝、绢帛、香药、药材、茶叶、酒店等,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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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25 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女性形象大大改变。《大唐新语》卷10云:“士流之妻,或衣丈夫之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长安女性常以戎服、男装为美,“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294]。女性衣男装,实质是女性社会地位要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一定程度上男女能够接近平等。此外,女性打扮后,女性的外貌形象大为改观,她们出门前往往是“新妆宜面下朱楼”[295],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世人,女性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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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27 总之,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是唐朝开放风气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斑斓多彩。女性消费的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愈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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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29 (本文与张洁合作,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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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34 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1706944648]
1706945335 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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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37 水利事业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而且对唐代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两浙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选择了河南、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来分析南北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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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39 本文所指的浙东是指唐代的浙东观察使辖境,约相当于今浙江省的大部。浙西是指唐代的浙西观察使,约相当于今江苏省苏南地区和浙江西北部地区。河南是指唐河南道的一部分,约相当今河南省地区。河东是指唐河东道,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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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41 一、浙东、浙西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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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43 唐朝以前,浙东地区已建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婺州有白沙堰等三十六堰、处州松阳和遂昌县交界处的通济堰、睦州分水县的长林堰等。至唐代,浙东地区各州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明显比前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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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45 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越州山阴县北30里的越王山堰,由观察使皇甫政通过“凿山以畜泄水利”。宝历二年(826)县令金尧恭在上虞县西北27里围成了任屿湖,溉田200顷。上虞县西北40里的夏盖湖,“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湖周一百五里”,“又有三十六沟,为引水灌田之道”。明州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也是赵察所开,溉田400余顷。县东南5里有新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296]。慈溪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刺史任桐修筑,“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天宝二载(743),县令陆南金修筑了西湖(又称东钱湖),周回80里,“溉田五百顷”[297]。仲夏堰在 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298]。县西南50里的它山堰,是明州最为重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县令王元纬修筑,“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299]。它山堰既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同时又向明州城供应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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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47 婺州有多个水利工程兴建于唐后期。如《正德永康县志》卷4《名宦》云:“顾德藩,大中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东阳县的都督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所创”。武义县的长安堰:“分而为三:(山)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300]衢州城东50里,唐开元中“堰涧成塘,溉田二百顷”[301]。丽水县东15里左右有绿苗堰和好溪堰,是段成式为处州刺史时修筑的。段成式为刺史在宣宗大中九年以后,两堰的修筑,能灌田数万亩[302]。唐德宗贞元年间,温州刺史路应曾经“筑堤乐成、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303]。武宗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开浚了会昌湖。此工程筑于州城西南35里,将瞿溪、雄溪和郭溪之水蓄积起来,湖分南湖、西湖。在浦口还疏浚湖道修筑了堤坝,后人称为韦公堤[304]。《明一统志》卷48谈到韦庸时说:“庸筑堤堰,凿湖十里溉田。”不但筑堤造堰,而且还疏浚了周长为10里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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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5349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浙西成了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永泰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增理故塘,缭而合之”,作斗门以通灌溉,湖面扩大为周长80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自是河漕不涸”,“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305]。直至唐末,这一段运河始终依靠了练湖水来确保通航。绛岩湖在句容、上元二县境内,大历十二年(777)润州句容令王昕修筑,湖面百顷,“置两斗门用以为节,……开田万顷,赡户九乡”[306]。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南、北谢塘,刘元超修筑,灌田达千余顷。紧邻的常州也有不少水利工程。代宗永泰年间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307]。元和八年(813),孟简任常州刺史,在武进县西因故渠开凿长41里,“得沃壤四千余顷”[308]。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利用旧水道开凿,长87里,溉田达千顷[309]。苏州的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大规模地加以重修重筑。盐官的“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310]。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对苏州地区海岸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估计其中一部分是唐代疏通的。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军民筑塘岸,开沟洫,“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形成完整的水利排灌网络[311]。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堤松江为路”[312]。苏州南部是太湖,疏导太湖出水对保证广大农田免被水淹十分重要。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长90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连泒分”[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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