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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的上层妇女，主要生活在宫廷内，她们向外延伸的消费风气往往成为平民百姓竞相仿效的对象。宫中的女性生活尊贵、悠闲，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她们常常是以母仪天下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妇女面前。高世瑜先生曾说唐代的后妃：“富贵、荣显、优闲、舒适——她们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在万千唐代妇女中不能不说是幸运者。”[282]因此这些女性的穿戴装饰自然是全体长安女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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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人都浓妆艳抹，“衣罗绮，曳锦绣”[283]，在灯轮下轻歌曼舞，“经月余日”[284]。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作百枝灯树，高达八丈，灯树置于高山之上，入夜点灯，“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285]。他们甚至借过节之机来炫耀富贵，互相攀比，以重金宝珠装饰车马出行，造成“香车宝辇隘通衢”[286]。《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287]上至“贵游戚属”，“下隶工贾”，佳节的欢乐气氛让市民普遍都融入到了节日消费的热潮当中。宫女们只要衣着华丽走出宫门，他们的装饰和衣服马上遭到宫外女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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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已论及，安乐公主的奢侈生活，使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一般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都会在穿衣、妆饰方面向其学习。玄宗时，“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穆宗长庆年间，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288]，说明公主经常进入市场购买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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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内外命妇们在女性消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卷45《舆服志》说女命妇们“即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使“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在衣服料子上，这些命妇不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是越穿越奢华，丝绸锦绣，使其他的女性看得十分眼红，一时大为流行。长安富贵人家士女还有游春的习俗，“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随行时“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游春的同时多进行宴饮，所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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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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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首都长安是开放的中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以前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宫廷妇女参政在唐代尤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女政治家，武则天是其中最有才华和权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朝的妇女中，盛行重文习诗的风气，产生了众多的女性诗人，即使连众多娼妓、女冠女尼也有许多名篇名诗保存至今。唐代普通的妇女濡染翰墨者为数甚多，遍及各个阶层，诗文题材十分广泛，吟诗作赋蔚然成风气。妇女在音乐、舞蹈上的成就自不待多言，而在书法与绘画上也颇有其人。唐代由于重视教育，女教著述较前代增加不少，基本精神主要是节操礼法、诗书笔札、教习女工等。唐代的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社会交往与活动场所比较宽泛，因而女性外出经商、从事经济活动者有之，外出游玩、相互宴饮聚观者有之。女性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到长安的郊外、两市、寺庙道观和各种娱乐场所，“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289]。唐代的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地与异性结识交游，同席宴饮论诗文，可以诗词相赠。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有敕云：“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290]女性之所以能与和尚、道士自由地接触，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习俗相关，是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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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处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长安，女性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受人瞩目，长安的女性能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宁欣先生曾对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佣工，自产自卖的小生产者兼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以旅店、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以小商贩为主的商业，娱乐和娼妓业，此外还有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等[291]。唐代女性参加经济活动有的虽然是为了生计而无奈的被迫的，但毕竟是社会活动空间广阔和人身自由的标志，她们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由经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全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女性能自由地驰骋于经济活动中，她们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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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众多，我们在这里只是拣其主要者进行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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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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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消费的结果又带动了社会需求的扩大，重新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长安女性消费的活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直接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都长安近百万人口，如果推测女性是其中的一半，我们今天就可以想象单由这些女性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需要各地大量运进各式各样的商品来供应城市女性的需要。唐代各地的商人，包括众多的胡商，了解长安城市场的巨大，前来经营生意的络绎不绝。通过这样的经济循环运动，长安市场不断地繁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无夸张地说，长安女性消费对唐代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范围和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推进长安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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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在长安女性消费的刺激下，庞大的消费需求为长安城郊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而造成了农副产品不断商品化的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和经营领域。如女性喜欢花卉装饰美化生活，因而长安城郊出现了专门的花农，“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292]，挑着担子入城销售。司空图有位邻叟善艺卉木，常常“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这人卖花还有一套理论：“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293]他的卖花技巧之高，揣磨顾客心理的诀窍，令人赞叹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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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特殊消费促使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在长安的聚集。众多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因为他们发觉长安的钱很好赚。《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谈到回纥商人在长安“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胡商们经营的主要是珠宝、绢帛、香药、药材、茶叶、酒店等，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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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女性形象大大改变。《大唐新语》卷10云：“士流之妻，或衣丈夫之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长安女性常以戎服、男装为美，“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294]。女性衣男装，实质是女性社会地位要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一定程度上男女能够接近平等。此外，女性打扮后，女性的外貌形象大为改观，她们出门前往往是“新妆宜面下朱楼”[295]，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世人，女性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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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是唐朝开放风气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斑斓多彩。女性消费的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愈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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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张洁合作，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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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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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而且对唐代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两浙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选择了河南、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来分析南北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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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浙东是指唐代的浙东观察使辖境，约相当于今浙江省的大部。浙西是指唐代的浙西观察使，约相当于今江苏省苏南地区和浙江西北部地区。河南是指唐河南道的一部分，约相当今河南省地区。河东是指唐河东道，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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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东、浙西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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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前，浙东地区已建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婺州有白沙堰等三十六堰、处州松阳和遂昌县交界处的通济堰、睦州分水县的长林堰等。至唐代，浙东地区各州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明显比前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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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越州山阴县北30里的越王山堰，由观察使皇甫政通过“凿山以畜泄水利”。宝历二年（826）县令金尧恭在上虞县西北27里围成了任屿湖，溉田200顷。上虞县西北40里的夏盖湖，“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湖周一百五里”，“又有三十六沟，为引水灌田之道”。明州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也是赵察所开，溉田400余顷。县东南5里有新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296]。慈溪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刺史任桐修筑，“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天宝二载（743），县令陆南金修筑了西湖（又称东钱湖），周回80里，“溉田五百顷”[297]。仲夏堰在 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298]。县西南50里的它山堰，是明州最为重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县令王元纬修筑，“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299]。它山堰既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同时又向明州城供应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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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有多个水利工程兴建于唐后期。如《正德永康县志》卷4《名宦》云：“顾德藩，大中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东阳县的都督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所创”。武义县的长安堰：“分而为三：（山）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300]衢州城东50里，唐开元中“堰涧成塘，溉田二百顷”[301]。丽水县东15里左右有绿苗堰和好溪堰，是段成式为处州刺史时修筑的。段成式为刺史在宣宗大中九年以后，两堰的修筑，能灌田数万亩[302]。唐德宗贞元年间，温州刺史路应曾经“筑堤乐成、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303]。武宗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开浚了会昌湖。此工程筑于州城西南35里，将瞿溪、雄溪和郭溪之水蓄积起来，湖分南湖、西湖。在浦口还疏浚湖道修筑了堤坝，后人称为韦公堤[304]。《明一统志》卷48谈到韦庸时说：“庸筑堤堰，凿湖十里溉田。”不但筑堤造堰，而且还疏浚了周长为10里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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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浙西成了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永泰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增理故塘，缭而合之”，作斗门以通灌溉，湖面扩大为周长80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自是河漕不涸”，“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305]。直至唐末，这一段运河始终依靠了练湖水来确保通航。绛岩湖在句容、上元二县境内，大历十二年（777）润州句容令王昕修筑，湖面百顷，“置两斗门用以为节，……开田万顷，赡户九乡”[306]。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南、北谢塘，刘元超修筑，灌田达千余顷。紧邻的常州也有不少水利工程。代宗永泰年间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307]。元和八年（813），孟简任常州刺史，在武进县西因故渠开凿长41里，“得沃壤四千余顷”[308]。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利用旧水道开凿，长87里，溉田达千顷[309]。苏州的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大规模地加以重修重筑。盐官的“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310]。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对苏州地区海岸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估计其中一部分是唐代疏通的。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军民筑塘岸，开沟洫，“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形成完整的水利排灌网络[311]。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堤松江为路”[312]。苏州南部是太湖，疏导太湖出水对保证广大农田免被水淹十分重要。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长90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连泒分”[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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