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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帐》。吴兴人“敛牛乳为龙华饭”，“设客以吴兴脔团糟”。南唐时的金陵，北方士大夫大量涌至，讲究饮食之风大盛，如金陵面点制作有“建康七妙”，如虀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等名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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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是服务性商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行业。刘茂忠为刺史时，有一女养在金陵，“及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在师，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427]，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内是比较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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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供外地人住宿，但如果外地人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这一办法，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苏州华亭令曹朗官秩将满，来到苏州“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废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428]。从曹县令在苏州购房居住，同时添置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这一事例上可以看出，城市房屋的买卖，对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作用是相当大的。房屋可以出租，虔化县令王蟾罢任归金陵，“自出僦舍”，租借房子居住[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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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业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业，为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作出的贡献不小。上引《续仙传》谈到苏州人王可交在明州卖药，而金陵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开有一个药肆，有豫章客人“恒来市药”[430]。湖州僧道闲善药术，刺史崔玄亮向他求药，道闲“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431]汞应该是放在药铺中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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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中特殊消费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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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中国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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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432]。南唐时，金陵富人更为集中。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433]《吴郡志》卷2《风俗》谈到：“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整个江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连唐末温州也有衣冠居住。《嘉靖温州府志》卷1《风俗》引章俊卿话说：“隋唐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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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434]。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35]。“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436]。吴松弟先生认为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北方移民以其作为重要聚居地，在他的统计中移民数占江南各州第一。润州、常州也不例外，“必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杭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区，仅次于苏州和昇州。到越州的士大夫也不少，“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437]。宣、歙、池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流入[438]。周振鹤先生认为安史乱后的移民在南方共形成三道波痕，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苏南浙北、皖南是这条波痕的一部分，这道波痕“麕集了最多数量的移民”[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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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南唐末年，润州节度使刘澄计划杀卢绛后投降，恰好这时卢绛对一大将有意见，刘澄私下让大将杀掉卢绛，大将说：“奈家在都城何?”刘澄回答道：“事急矣，当身为之谋，我家百口也不暇顾。”他还说自己“有父母在都下”，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想的[440]。外地官员在江南任期结束后，有很多人留在江南，而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跟着一块儿定居下来，金陵、苏州、常州、杭州是他们居住的几个重要城市。北宋王禹偁曾谈到唐五代的这种情况：“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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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李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442]。泉州人儒学康仁杰“易儒服至金陵”。南唐开科举，举子云集金陵，宣城士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怀所业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邱旭“随计金陵，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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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云溪友议》谈到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韩滉在浙西时，“郡有酒妓善歌，色也灿烂”。而崔慎猷在浙西时，润州有“更衣官妓”[444]。杜牧曾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江南的妓女有深厚感情。在他的诗中，关于池州、湖州等地的妓女诗有多首[445]。白居易诗中关于妓女的内容也很多，谈常州柘枝妓云：“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446]柘枝舞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脱衣舞[447]。南唐金陵成为都城后，更是聚集了大批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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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逐渐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448]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449]，想尽办法寻找一点刺激。在城市消费阶层的推动下，在一些达贵官员的带领下，中唐以后，江南社会风气已发生变化，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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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宝历中，“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451]。既云“侨居”，知杨氏本不是苏州人，现在搬进城内主要是为了领略城市优越生活，天天游玩享乐。杭州是文人士子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452]即使到五代时期，广陵王父子周围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苏州玩乐饮酒。宋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下云：“洛阳衣冠所聚，故多名园；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足以见吴中游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来，他们将自己的爱好带到了江南，江南也兴起了建筑园林的高潮。杭州西湖边上的冷泉亭、观风亭、见山亭，湖州的白频洲，常州的东山风景区，苏州的辟疆园、南园、东墅，等等，均是中唐至五代时期建造。如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是泾县尉任晦定居苏州时建造的[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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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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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作用的扩大，对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建康人杜鲁宾家“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也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454]相信在建康造房子的人也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有许多是从农村运入的，陆龟蒙有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苏州近郊百姓编织蓬伞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城市烧饭用的柴火也要靠附近农村提供，苏州近郊就有人“以出卖薪木为业”；歙州许宣平也“负薪以卖”[455]。农民还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可举肉食来说明。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456]。南唐陈乔在金陵追求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457]猪肉是当时最多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鸡鸭鹅小家禽大多是靠农民养殖，一部分进了城市。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458]。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也因此知道了官吏在瞎胡弄[459]。肉类提供这般，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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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池州花卉的种植，纯粹是为了适应城市的消费需要。陆龟蒙谈到苏州城外的卖花老人：“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460]卖花老人由于花的质量较高，常常有城里人到他的花圃里来要花，所以十亩土地全部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多少与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时说：“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461]商业性农业受城市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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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经济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浙西地区的一些城市，苏州、金陵、杭州无论是商业的发展还是城市商业服务性能的加强、消费阶层的活跃等几个方面，都最为突出，具备了宋代以后城市发展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常州、润州、湖州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浙东地区城市经济功能最强的当是越州，宣歙地区以宣州比较明显。其他城市经济功能也有一定的表现，但限于资料，所见并不突出，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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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的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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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462]。此后，这三州又是三道观察使的治所。当然，其时三州地位最高，有军事和政治的原因，但在商业经济都不太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经济上也同样是江南影响力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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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经济性能浓重的城市开始兴起，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这的确不是虚语。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说：“伏以当州口赋，首出诸郡。”[463]这是从苏州的综合经济实力上说的，比起江南其他州要更胜一筹。白居易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464]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465]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不过，杭州的兴起，实际上多少削弱了越州的中心地位。杜牧说：“杭州大郡……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466]这个税钱里面，估计一部分是商税。至唐末钱镠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相反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是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唐末混乱，运河一度被切断，润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宣州是宣歙地区的经济中心，“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467]，但随着金陵成了南唐首都，由于地理上比较靠近，宣州的经济作用有所削弱，相反金陵的经济辐射力却日益加强，所以五代时的宣州实际并不再是一个经济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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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的第一层次，是指江南区域内的几个经济中心城市。所谓经济中心城市，不但对本州经济有绝对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相邻地区的经济也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商业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经济有一定的吸引力，经济辐射也较一般城市为大，发生流通的范围和流通量也超过一般州城。唐代前期，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有越、润、宣。唐代后期是一个变化时期，越州、宣州、润州在发展，而苏、杭发展更快，这时的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是苏、越、宣三城。杭州称第一等城市稍觉勉强，但发展很有潜力，离中心城市已为时不远；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不明显，已算不上经济中心城市了。五代时期，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明显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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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其他的城市都应该列入同一层次之中，不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快慢不一。发展较快、经济功能较强的几个城市，如常州、湖州及唐后半期的润州、明州等，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但对相邻州的经济辐射力不大。江南此外的一些城市如睦、婺、衢、台、温、处、歙、池等州，它们虽也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集散地，但城市对本州的经济影响力很小，经济的辐射力实际仅局限于府治所在县附近，从经济功能和实力来说比一般县城略大一些，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这些城市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城市经济实力还有待于发展。如台州，虽唐末五代航海贸易有一些发展，但就如宋人评说的那样，台州经济是比较落后的：“然自唐以前，颇号僻左。本朝南渡后，陶和染醇，文物滋盛，乃始以胜壤名天下。”[468]如处州：“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也未若他郡之平年也。”[469]整州的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对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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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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