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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种植在这一地区较为普遍，“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常州有义兴之紫笋”[489]。陆羽《茶经》将这一地区的茶叶级别分出了高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490]湖州茶是五州中质量最高的，在唐代十分有名：“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奏。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491]茶园的规模十分庞大，“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492]。常州茶叶也相当著名。武宗年间，阳羡紫笋茶每年进贡近两万斤，地方官必须日行四百里，十天内将首批新茶送到长安，时称急程茶。卢仝曾作诗赞美阳羡茶：“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493]由于“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494]所以种茶成了这一地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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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是盛产柑、橘等水果的重要地区。宝历元年冬，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经在太湖山上住了五天五夜，为的是采摘贡橘。他的《拣贡橘书情诗》云：“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清自行。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驽骀力，望阙难伸蝼蚁情。疏贱无由亲跪献，愿凭朱实表丹诚。”后人解释云：“橘出东、西两山，所谓‘洞庭红’是也。《本草》云橘非洞庭不香。”[495]特殊的气候山水，培育出了优质的红橘。杭州富阳也出优质橘子，“县有王洲，出橘，为江东之最，今见进供”[496]。苏州还产樱桃，“今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洽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497]。此外，菱、藕等水生植物也是太湖地区的特产，得到推广种植。《吴郡志》引《大唐国要图》，云苏州贡物中有菱角。《通典·食货典》所列贡物中有嫩藕。白居易《池上篇序》云：“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498]菱、藕之类的植物在太湖地区是普通食物，但深受大家喜爱。白居易有《看采莲》、《看采菱》诗，云：“小桃闲上小莲船，半采红莲半白莲。”“菱池如镜净无波，白点花稀青角少。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499]说明这类植物在太湖乡村十分丰富，而且品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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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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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的手工业尤以丝制品的纺织在有唐一代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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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历来以生产麻布为主，在唐代前期一直是如此。就丝织品而论，这一地区的丝织业在唐代前期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和四川地区，丝织品量少，品种也不多。唐代前期，除了润州的方丈绫和水纹绫，其他的丝织品在当时是够不上什么等级的。相反在麻布品中，这一地区的火麻和苎是十分有名的。《唐六典》曾将全国织品按质量分成九等，将润州之火麻列为麻织品的第一等，常州苎列为第二等，苏、杭苎列为第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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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这一地区的手工纺织行业，特别是丝织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实际上在中唐已经开始。天宝二年，韦坚将各州特产运到广运潭让玄宗检阅，其中就有“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500]。引起丝织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蚕桑生产发展得较快。晚唐诗人陆龟蒙描写太湖农村的农桑景物时说：“山横路若绝，转楫戈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501]传说晚唐时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后裔褚载，因其先家广陵，得机杼之巧，后归杭州，将其所得技术传给乡里，从此这一带的丝织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式样品种渐渐增多[502]。不管传说是否确切，但这一地区的丝织业的确远较唐代前期发达，史称“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503]，渐渐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白居易曾说杭州的丝织品“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自注云：“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504]据王永兴师研究，唐代后期江南地区丝纺织业的水平已处在全国的最前列，超过了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环太湖地区的润州丝织品数量和质量仅次于同属江南道的越州、宣州之后，居全国第三位[505]，而在唐代前期则是不可想象的。环太湖五州不但丝织品超过了全国的水平，而且继续保持原有的麻布纺织技术，仍作为特殊产品在上贡，因而这一地区已成了手工纺织业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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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冶金在唐代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由于环太湖五州的矿藏自然资源不甚丰富，因此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当时在该地区已探明的矿藏润州有铜，苏州吴县包山有铜，湖州武康封山有铜，长城顾山有铜，安吉有铜、锡，杭州余杭县有铜。除润州外，各州均未将铜、锡作为上贡物，估计采矿数量并不很大。然而在润州，金银制造却是一个较大的手工行业，其中伏牛山铜器是作为贡品送到中央的。润州作为五大矿冶中心的一个在唐代相当有名：“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铅山四。”[506]昇州的上元、句容相当长时间行政区划归属润州，两县均出产铜、铁，因而润州矿藏资源的提供有了保证，制造工艺跟着提高。《洞天清录集》云：“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句容从武德九年至乾元元年属润州，所以最初置官场时属润州界内，其时的极品天宝大凤环瓶反映了润州金银制造的高质量、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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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造船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本地区自然河道和湖泊交错纵横，发展水路航行有着优良的条件，因而造船业工艺一直居全国前列。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曾下令收缴江南民间的大船：“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507]足见隋以前民间造船业的发达。入唐，公私造船仍很频繁。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命张亮率水师“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508]。这五百船自然是环太湖地区制造的。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太宗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征高丽”[509]。胡三省在给这条史料作注时，环太湖五州均名列其中。龙朔三年，高宗诏：“前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备车行者，即宜并停讫。”[510]三十六州中，自然是包括环太湖五州的。中唐以后，漕运繁忙，从江浙地区往中原地区运送粮食的船只需要量剧增，加上商业的发展，所以刺激了人们造船的热情，“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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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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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环太湖地区在整个大唐帝国范围内虽不能说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但完全可以说是唐帝国东南地区的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和一江之隔的扬州是连成一体的。自隋大业六年江南大运河开凿后，沿运河两岸的苏州、杭州、常州、镇江的商业迅速繁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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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化古城苏州，无论城市规模还是商业经营活动的蓬勃，在唐代东南地区的城市中是很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512]，当时称为“望郡”、“为东南冠”[513]，“东吴繁剧，首冠江淮”[514]。市区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515]，坊市中的商铺经营跃然纸上。城市商业经营者已有行会的存在，“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采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也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牗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516]。由于商业经营者都有一定的精神崇拜，所以以行业划分的从业系统自己开展宗教活动，行首显然是行会的领导。由于苏州南靠太湖，北枕长江，东境达海，所以商业经营上与海外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苏州城内夜市十分兴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517]。反映了苏州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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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浙北的经济中心，“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518]，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地处钱塘江畔，往东可直达大海。杭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519]。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520]。城市行商坐贾，熙熙攘攘，热闹繁荣，有“户十万，税钱五十万”之说[521]。由于占了交通便利的条件，杭州成了南北商人的集散地。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从杭州前往北方，前往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经营。唐代后期，政府在杭州设盐场，获利无数：“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沽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盐场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近岁淮河之间，颇闻其费，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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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的经济地位与杭州相差无几，是太湖南岸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我们从时人的描绘中可见其繁盛一二：“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贡橘柚纤缟茶苎。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已来敌天下三分之一。”[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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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与扬州隔江相对，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524]，又是浙西节度使的治所。润州凭藉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常州也在运河沿岸，是“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重镇，正如时人称赞的：“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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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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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时代。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一地区在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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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环太湖地区赋税在唐王朝财政中的地位。唐代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租庸调以丁身为本，每丁租粟二石，调二丈，每丁岁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月收庸三尺。倘按平均计算，环太湖地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前已论述，贞观十三年环太湖五州有户103108，口523331，分别占全国户口总数的3.3%和4.2%。天宝元年五州有户440649，口3049690，占全国户口总数的4.9%和5.98%。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就全国而言，丁的数量基本与户口数是平衡移动的，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相一致的。因此，贞观年间，这五州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3.5%~ 4.0%之间。以后随着这一地区户口数的增加，这五州的财赋收入的比例在加重，至天宝时期，约在5%~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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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可看一下太湖地区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太湖地区的粮食北运，从初唐已经开始，不过那时数量还很少。在洛阳含嘉仓，我们发现了武则天时“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的铭砖，说明当时苏州的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中原地区[526]。然唐初“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527]，因此太湖地区粮食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但开元以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中原地区人口的密集，北方粮食缺口增大，江南粮食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被一批又一批地运向北方。至裴耀卿改革漕运办法后，三年内从江南运漕粮七百万石。以后如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必须指出，这些漕粮中的相当部分是来自太湖地区的。裴耀卿在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528]从扬州入运河渡淮入汴。一般来说，漕船往往是从江南运河到润州，越长江达扬州的，而漕米往往是沿岸装上船的，因而裴耀卿所说的江南粮食相当部分是产自这五州的。他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529]这儿裴耀卿干脆将江南、江东、吴人三个概念轮换使用，可以说明江南漕粮主要以吴地粮食为主，也就是沿江南运河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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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530]“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531]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532]。环太湖地区作为江南重要的产粮区，在经济上的作用更不容低估。德宗时，浙江东西道每岁运米七十五万石。贞元初，又以岁饥，更令两税折纳成米一百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运送至东西渭桥仓库[533]。在这些粮食中，说太湖地区占其一半左右，恐怕也不算过分。文宗大和年间，河东、河北诸道遭受水旱灾害，加上战事不断，所以粮食缺乏，而“江淮诸郡，所在丰稔”，但由于各州长吏不想使粮食外流，不准米商贩运，因而北方水旱之处，“种食无资”。为此，文宗颁敕：“令御史台拣御史一人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榜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534]除政府漕运粮食外，民间商贩也在大量地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北方。一旦商路不通，对北方影响极大，说明商贩运输粮食的数量也是极大的。在江南道诸州中，环太湖地区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吕温所说的：“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535]特别是贞元以后，藩镇割据区域十五道不申报户口，不交赋税，中央政府的财赋和粮食全要依靠江南地区，而环太湖五州是其重要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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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536]倘按这个比例算一大概，大中年间田赋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前已所述，环太湖五州均产茶，其中湖州、常州茶享有盛誉，苏州、杭州均有盐场，设有盐官，湖州若溪，“酿酒甚浓”[537]，所以这一地区的盐酒茶收入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史载杭州盐场收入每年就达三十六万千，而刘晏管理国家盐务时，“盐利岁才四十万斛”[538]。倘将杭州盐利与大中年间政府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作一比较，杭州一地的盐利收入约占全国的13%。据陆广微《吴地记》记载，晚唐时苏州下辖七县，两税及茶盐酒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钱在二十七万七千贯左右。如与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横向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政收入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上述两个比较并不准确，因为我们无法查证杭州、苏州的收入是哪一年的，但可以说明的是，以杭州、苏州为首的环太湖地区在唐代后期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宋范成大《吴郡志》说：“《大唐国要图》云：‘唐朝应管诸院，每年两浙场收钱六百六十五万贯，苏州场一百五万贯。’观此一色，足以推见唐时赋入之盛矣。”[539]这笔钱是否仅是盐利收入，是哪一年的，都无法知悉，然我们可以看到，单一个苏州的收入，在两浙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左右，如果是整个太湖地区五州，相信五州的总收入会达到两浙地区的一半，足证环太湖地区在唐朝，特别是唐朝后期，其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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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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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为什么在唐代能够得以发展较快，并且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显然有一些综合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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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个唐代，环太湖地区社会动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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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江南社会是比较安定的，而且安定的时间又较长。唐朝的社会动乱，如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京畿地区。在动乱的地区，大批人口损失于兵刃之下和饥疫之中。为躲避战乱，北方人口大批向南方迁徙，他们往往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最终全国人口分布发生重大变化，人口重心南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到了环太湖地区：“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吴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540]也就是说，当战争使北方人口流失、经济破坏时，南方人口在悄悄地增加，经济在加速发展。环太湖地区也曾有过短暂的战争，主要是肃宗上元元年的刘展之乱。时刘展为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手握重兵，攻陷润、常、苏、湖，并进逼杭州。肃宗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南下讨乱，乱才平。不过，“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541]。像刘展之乱，前后不过短短数月，平定的战争又打得很顺利，因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并没有构成多少重大破坏。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占据苏州、湖州一带，就是承袭了社会安定的益处，使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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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上交通的开辟为粮食等农产品的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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