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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中国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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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432]。南唐时，金陵富人更为集中。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433]《吴郡志》卷2《风俗》谈到：“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整个江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连唐末温州也有衣冠居住。《嘉靖温州府志》卷1《风俗》引章俊卿话说：“隋唐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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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434]。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35]。“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436]。吴松弟先生认为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北方移民以其作为重要聚居地，在他的统计中移民数占江南各州第一。润州、常州也不例外，“必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杭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区，仅次于苏州和昇州。到越州的士大夫也不少，“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437]。宣、歙、池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流入[438]。周振鹤先生认为安史乱后的移民在南方共形成三道波痕，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苏南浙北、皖南是这条波痕的一部分，这道波痕“麕集了最多数量的移民”[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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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南唐末年，润州节度使刘澄计划杀卢绛后投降，恰好这时卢绛对一大将有意见，刘澄私下让大将杀掉卢绛，大将说：“奈家在都城何?”刘澄回答道：“事急矣，当身为之谋，我家百口也不暇顾。”他还说自己“有父母在都下”，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想的[440]。外地官员在江南任期结束后，有很多人留在江南，而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跟着一块儿定居下来，金陵、苏州、常州、杭州是他们居住的几个重要城市。北宋王禹偁曾谈到唐五代的这种情况：“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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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李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442]。泉州人儒学康仁杰“易儒服至金陵”。南唐开科举，举子云集金陵，宣城士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怀所业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邱旭“随计金陵，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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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云溪友议》谈到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韩滉在浙西时，“郡有酒妓善歌，色也灿烂”。而崔慎猷在浙西时，润州有“更衣官妓”[444]。杜牧曾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江南的妓女有深厚感情。在他的诗中，关于池州、湖州等地的妓女诗有多首[445]。白居易诗中关于妓女的内容也很多，谈常州柘枝妓云：“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446]柘枝舞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脱衣舞[447]。南唐金陵成为都城后，更是聚集了大批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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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逐渐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448]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449]，想尽办法寻找一点刺激。在城市消费阶层的推动下，在一些达贵官员的带领下，中唐以后，江南社会风气已发生变化，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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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宝历中，“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451]。既云“侨居”，知杨氏本不是苏州人，现在搬进城内主要是为了领略城市优越生活，天天游玩享乐。杭州是文人士子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452]即使到五代时期，广陵王父子周围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苏州玩乐饮酒。宋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下云：“洛阳衣冠所聚，故多名园；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足以见吴中游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来，他们将自己的爱好带到了江南，江南也兴起了建筑园林的高潮。杭州西湖边上的冷泉亭、观风亭、见山亭，湖州的白频洲，常州的东山风景区，苏州的辟疆园、南园、东墅，等等，均是中唐至五代时期建造。如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是泾县尉任晦定居苏州时建造的[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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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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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作用的扩大，对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建康人杜鲁宾家“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也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454]相信在建康造房子的人也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有许多是从农村运入的，陆龟蒙有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苏州近郊百姓编织蓬伞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城市烧饭用的柴火也要靠附近农村提供，苏州近郊就有人“以出卖薪木为业”；歙州许宣平也“负薪以卖”[455]。农民还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可举肉食来说明。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456]。南唐陈乔在金陵追求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457]猪肉是当时最多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鸡鸭鹅小家禽大多是靠农民养殖，一部分进了城市。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458]。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也因此知道了官吏在瞎胡弄[459]。肉类提供这般，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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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池州花卉的种植，纯粹是为了适应城市的消费需要。陆龟蒙谈到苏州城外的卖花老人：“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460]卖花老人由于花的质量较高，常常有城里人到他的花圃里来要花，所以十亩土地全部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多少与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时说：“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461]商业性农业受城市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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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经济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浙西地区的一些城市，苏州、金陵、杭州无论是商业的发展还是城市商业服务性能的加强、消费阶层的活跃等几个方面，都最为突出，具备了宋代以后城市发展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常州、润州、湖州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浙东地区城市经济功能最强的当是越州，宣歙地区以宣州比较明显。其他城市经济功能也有一定的表现，但限于资料，所见并不突出，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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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的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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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462]。此后，这三州又是三道观察使的治所。当然，其时三州地位最高，有军事和政治的原因，但在商业经济都不太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经济上也同样是江南影响力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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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经济性能浓重的城市开始兴起，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这的确不是虚语。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说：“伏以当州口赋，首出诸郡。”[463]这是从苏州的综合经济实力上说的，比起江南其他州要更胜一筹。白居易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464]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465]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不过，杭州的兴起，实际上多少削弱了越州的中心地位。杜牧说：“杭州大郡……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466]这个税钱里面，估计一部分是商税。至唐末钱镠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相反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是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唐末混乱，运河一度被切断，润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宣州是宣歙地区的经济中心，“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467]，但随着金陵成了南唐首都，由于地理上比较靠近，宣州的经济作用有所削弱，相反金陵的经济辐射力却日益加强，所以五代时的宣州实际并不再是一个经济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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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的第一层次，是指江南区域内的几个经济中心城市。所谓经济中心城市，不但对本州经济有绝对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相邻地区的经济也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商业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经济有一定的吸引力，经济辐射也较一般城市为大，发生流通的范围和流通量也超过一般州城。唐代前期，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有越、润、宣。唐代后期是一个变化时期，越州、宣州、润州在发展，而苏、杭发展更快，这时的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是苏、越、宣三城。杭州称第一等城市稍觉勉强，但发展很有潜力，离中心城市已为时不远；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不明显，已算不上经济中心城市了。五代时期，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明显的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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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其他的城市都应该列入同一层次之中，不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快慢不一。发展较快、经济功能较强的几个城市，如常州、湖州及唐后半期的润州、明州等，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但对相邻州的经济辐射力不大。江南此外的一些城市如睦、婺、衢、台、温、处、歙、池等州，它们虽也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集散地，但城市对本州的经济影响力很小，经济的辐射力实际仅局限于府治所在县附近，从经济功能和实力来说比一般县城略大一些，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这些城市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城市经济实力还有待于发展。如台州，虽唐末五代航海贸易有一些发展，但就如宋人评说的那样，台州经济是比较落后的：“然自唐以前，颇号僻左。本朝南渡后，陶和染醇，文物滋盛，乃始以胜壤名天下。”[468]如处州：“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也未若他郡之平年也。”[469]整州的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对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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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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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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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自唐代经济开始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对唐代环太湖地区的经济进行探索，希望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脉络，从而有助于对太湖文明的研究。本文所说的环太湖地区，主要是指唐代江南道浙西观察使属下的润、常、苏、杭、湖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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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的增长与州县的析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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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所处的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却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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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唐代自建立后，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唐初武德年间约200万户[470]，贞观年间上升到300多万户[471]。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户数达到顶峰，为9619254户[472]。据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3~26，贞观十三年，唐朝户数为3041871，口数为12351681，每县平均户数为2201.07，每户平均口数为4.31。天宝元年，户数为8973634，口数为50975543，每县平均户数为5715.69，每户平均口数为5.75。同期环太湖地区的人口变动趋势与全国相一致，也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根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和《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将贞观十三年和天宝元年的户口数相比较，唐朝全国户数增长率为195%，口数增长率为312.7%，每户平均口数增长率为33.41%，每县平均户数增长率为159.6%，而同期环太湖地区五州户数平均增长了327.36%，口数增长了482.74%，每户口数平均增长了37.8%，每县平均户数增长了234.7%。将以上四个数字进行比较后可见，环太湖地区唐朝前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而且，环太湖地区贞观十三年户数占全国的3.38%，但至天宝元年，已上升至4.91%，口数贞观十三年占全国的4.23%，天宝元年也上升至5.98%。人口的迅速增长，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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