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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的经济地位与杭州相差无几，是太湖南岸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我们从时人的描绘中可见其繁盛一二：“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贡橘柚纤缟茶苎。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已来敌天下三分之一。”[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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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与扬州隔江相对，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524]，又是浙西节度使的治所。润州凭藉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常州也在运河沿岸，是“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重镇，正如时人称赞的：“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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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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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时代。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一地区在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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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环太湖地区赋税在唐王朝财政中的地位。唐代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租庸调以丁身为本，每丁租粟二石，调二丈，每丁岁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月收庸三尺。倘按平均计算，环太湖地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前已论述，贞观十三年环太湖五州有户103108，口523331，分别占全国户口总数的3.3%和4.2%。天宝元年五州有户440649，口3049690，占全国户口总数的4.9%和5.98%。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就全国而言，丁的数量基本与户口数是平衡移动的，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相一致的。因此，贞观年间，这五州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3.5%~ 4.0%之间。以后随着这一地区户口数的增加，这五州的财赋收入的比例在加重，至天宝时期，约在5%~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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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可看一下太湖地区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太湖地区的粮食北运，从初唐已经开始，不过那时数量还很少。在洛阳含嘉仓，我们发现了武则天时“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的铭砖，说明当时苏州的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中原地区[526]。然唐初“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527]，因此太湖地区粮食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但开元以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中原地区人口的密集，北方粮食缺口增大，江南粮食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被一批又一批地运向北方。至裴耀卿改革漕运办法后，三年内从江南运漕粮七百万石。以后如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必须指出，这些漕粮中的相当部分是来自太湖地区的。裴耀卿在上疏中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528]从扬州入运河渡淮入汴。一般来说，漕船往往是从江南运河到润州，越长江达扬州的，而漕米往往是沿岸装上船的，因而裴耀卿所说的江南粮食相当部分是产自这五州的。他又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予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529]这儿裴耀卿干脆将江南、江东、吴人三个概念轮换使用，可以说明江南漕粮主要以吴地粮食为主，也就是沿江南运河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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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530]“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531]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532]。环太湖地区作为江南重要的产粮区，在经济上的作用更不容低估。德宗时，浙江东西道每岁运米七十五万石。贞元初，又以岁饥，更令两税折纳成米一百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运送至东西渭桥仓库[533]。在这些粮食中，说太湖地区占其一半左右，恐怕也不算过分。文宗大和年间，河东、河北诸道遭受水旱灾害，加上战事不断，所以粮食缺乏，而“江淮诸郡，所在丰稔”，但由于各州长吏不想使粮食外流，不准米商贩运，因而北方水旱之处，“种食无资”。为此，文宗颁敕：“令御史台拣御史一人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榜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534]除政府漕运粮食外，民间商贩也在大量地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北方。一旦商路不通，对北方影响极大，说明商贩运输粮食的数量也是极大的。在江南道诸州中，环太湖地区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吕温所说的：“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535]特别是贞元以后，藩镇割据区域十五道不申报户口，不交赋税，中央政府的财赋和粮食全要依靠江南地区，而环太湖五州是其重要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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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536]倘按这个比例算一大概，大中年间田赋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前已所述，环太湖五州均产茶，其中湖州、常州茶享有盛誉，苏州、杭州均有盐场，设有盐官，湖州若溪，“酿酒甚浓”[537]，所以这一地区的盐酒茶收入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史载杭州盐场收入每年就达三十六万千，而刘晏管理国家盐务时，“盐利岁才四十万斛”[538]。倘将杭州盐利与大中年间政府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作一比较，杭州一地的盐利收入约占全国的13%。据陆广微《吴地记》记载，晚唐时苏州下辖七县，两税及茶盐酒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钱在二十七万七千贯左右。如与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横向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政收入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上述两个比较并不准确，因为我们无法查证杭州、苏州的收入是哪一年的，但可以说明的是，以杭州、苏州为首的环太湖地区在唐代后期其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宋范成大《吴郡志》说：“《大唐国要图》云：‘唐朝应管诸院，每年两浙场收钱六百六十五万贯，苏州场一百五万贯。’观此一色，足以推见唐时赋入之盛矣。”[539]这笔钱是否仅是盐利收入，是哪一年的，都无法知悉，然我们可以看到，单一个苏州的收入，在两浙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左右，如果是整个太湖地区五州，相信五州的总收入会达到两浙地区的一半，足证环太湖地区在唐朝，特别是唐朝后期，其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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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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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为什么在唐代能够得以发展较快，并且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显然有一些综合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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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个唐代，环太湖地区社会动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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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江南社会是比较安定的，而且安定的时间又较长。唐朝的社会动乱，如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京畿地区。在动乱的地区，大批人口损失于兵刃之下和饥疫之中。为躲避战乱，北方人口大批向南方迁徙，他们往往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最终全国人口分布发生重大变化，人口重心南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到了环太湖地区：“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吴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540]也就是说，当战争使北方人口流失、经济破坏时，南方人口在悄悄地增加，经济在加速发展。环太湖地区也曾有过短暂的战争，主要是肃宗上元元年的刘展之乱。时刘展为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手握重兵，攻陷润、常、苏、湖，并进逼杭州。肃宗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南下讨乱，乱才平。不过，“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541]。像刘展之乱，前后不过短短数月，平定的战争又打得很顺利，因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并没有构成多少重大破坏。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占据苏州、湖州一带，就是承袭了社会安定的益处，使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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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上交通的开辟为粮食等农产品的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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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东靠大海，海上运输较为便利，北枕长江，和内地贸易也甚方便，但与唐王朝整个经济连成一体的关键，主要在于隋朝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大业六年开凿江南河后，把通济渠、邗沟一直伸延到了余杭，形成了一条从太湖流域可以直通中原的水上交通要道。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的联系，穿越了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唐代，一些地方官继续对江南运河修治，如改京口闸为京口埭，并于苏州望亭置堰闸，以节水济运。永泰和大历初年，浚治练湖，禁止引水灌溉，导湖水入运河。中唐以后，又修孟渎等等，保持了江南运河的畅通。由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南粮北运就主要靠运河在进行。运河使太湖地区的交通更为方便，南方商人到北方，常从杭州入运河，经苏、润、扬到中原，北方商人到南方，也是入运河到苏、杭，再到浙东、福建。江南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太湖地区粮食的外运，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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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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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地理条件较好，土地肥沃，农业单位面积产量高，副业多种多样，基础浓厚。但由于靠近大海、长江和钱塘江，中间包有太湖，地势较低，水患严重，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建设。因此，地方官中有很多人十分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灌溉。以下我们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将环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列表作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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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情况共38项48次工程中，唐前期有11次，后期为37次。说明环太湖地区的兴修水利较多地集中在中唐以后。总体上看，加上一些小规模的太湖塘浦建设，这一地区水利灌溉工程修建是比较密集的。如广德元年开浙西屯田，在嘉兴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至海曲折千里，形成灌排系统，岸上有路，河内行船。直至五代吴越时，在这一地区专设撩浅军七、八千人，导河筑堤，经常维修。从列表还可看出，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以灌溉为主，排涝为副。许多工程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工程的兴建往往能解决数千顷土地的灌溉，相邻数县都受到益处，使得水稻大面积的种植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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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有很多，如气候因素、文化因素、国家政策因素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几个较为明显的方面作些简单的分析。总之，环太湖地区的经济从唐代前期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安史之乱后，随着北方经济的衰落，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从唐代就开始一步一步向南方转移，到北宋这一转移完成，这种看法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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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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