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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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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布壹端 上直钱伍伯文 次肆伯玖拾文 下肆伯捌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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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州布壹端 上直钱肆伯伍拾文 次肆伯文 下叁伯捌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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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麻布壹端 上直钱伍伯文 次肆伯玖拾文 下肆伯捌拾文[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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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中各州运来的布统称“杂州布”，明显低于常州布的价格，其中上等布低于常州布10%，中等布要低18.5%，下等布要低20.9%，常州苎布的质量在西州特别有竞争力。当然在西州市场上，江南的火麻布与常州布一样，价格坚挺。市估案说明了江南优质的布在西北地区很有市场，比起同时期江南的丝绸，人们喜爱的程度很高。常州麻布的生产地据《太平寰宇记》说“出四县”，说明州内五县中除一县外基本都产布。《元丰九域志》云北宋常州土贡白苎十匹，《咸淳毗陵志》卷13也云土贡苎十匹，并说“郡下武进县买充”，从唐代至宋，贡苎布是一脉相承的，可知武进县是生产苎布的。陈尚君辑《全唐诗续拾》卷16引严维《游荆溪》谈到“看卷云帆歌白苎”，说明义兴县同样是生产苎布的重要县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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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唐五代时以贡丝葛著名，入宋以后仍是如此，保持了精良的技术，《元丰九域志》说贡葛二十匹，足证苏州的葛布纺织在江南独树一帜。苏州另生产白苎布，开元时列第四等，质量属中游。张籍《促促词》云：“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家家桑麻满地里，念君一身空努力。”陆龟蒙《和夏初袭美见访题小斋韵》也云：“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545]说明唐后期苏州总体的情况是丝绸和麻纺并重，丝纺并没有冲击麻纺。苏州白苎布中唐以后质量似有提高，因为张籍总对其念念不忘，《江南行》云：“江南人家多桔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在《白苎歌》中，他称赞白苎布说：“皎皎白苎白且鲜，将作春衫称少年。”[546]《至元嘉禾志》卷14《古迹》云：“白苎城在府南五十里，高一丈，周回一万步。《旧经》云：地生野苎，因以为名。俗云白苎汇。”这里《旧经》所指不知是唐还是宋，但应该是比较早的时候，或许唐后期和五代时嘉兴也有白苎布出产。《吴郡志》卷1《土贡》引《大唐国要图》谈到苏州的麻织有“苎布、折皂布”，江南生产折皂布的州共三个，苏州和湖州、常州都曾经上贡过折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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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白苎布开元时列第三等，其质量得到时人众口一辞的称赞。唐王献《炙毂子杂录》云：“按旧史说，白苎吴地所出。……白苎，细白生苎布也，今湖州者最上也。”[547]整个唐五代，湖州种植了大量的苎麻，为麻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全唐诗》卷815皎然《寻陆鸿渐不遇》诗云：“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会昌元年至三年，张文规为湖州刺史，对辖区内的苎布很感自豪，称其为吴兴三绝之一，其诗曰：“苎布直胜罗绮轻……劝子强为吴会行。”[548]说明湖州苎布以轻薄舒适著称。湖州进贡朝廷的折皂布更是麻织精品，《吴兴备志》卷16《田赋征第十二》云：“唐岁贡御服折造布二百二十端。”什么叫折皂布，折皂是否就是折造，宋朝人已经讲不清楚了，《嘉泰吴兴志》卷20《土贡》云：“唐岁贡御服折造布二百一十端。《唐·志》作折皂。旧《图经》云：‘皂当作造。’《统记》云：‘折者，浣练精细，如折米取其心尔。’或曰：‘以多折少，而造取其精致。’按唐贡顾渚茶也曰折造，恐无浣练之意也。”《唐六典》卷3度支郎中员外郎云：“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所以折造实际上就是折庸调而造的意思，但唐人为什么又称“皂布”?可能折造和折皂之间仍有所不一样。一些学者认为折皂布就是苎布，笔者觉得不能这样就轻易断定。即使是苎布，也应是比较精细的品种。[549]《嘉泰吴兴志》卷20《风俗》又引李宗谔《图经》说湖州贡白编布，“旧《图经》有白编布，《统记》云唐充贡折造布，其御服每匹直十五贯，有为龙凤瑞草花纹，今贡白编布二十匹”。折皂布上能够织出龙凤图案，应是一种特制的麻布织品，而宋代的白编布恐怕不是唐代的折造布。湖州麻布生产区域可能比较广泛，因为就连南部山区安吉县也有麻布生产。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中，就有安吉县的麻布残块[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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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是江南麻布纺织最为发达的四州之一，其火麻布开元时列为第一等，前引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价格昂贵的火麻布当产自宣州和润州。宣州溧阳县的麻布被单在新疆考古中也被发掘出来，说明作为租庸上交的宣州布在北方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李白《草书歌行》说：“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551]宣州麻布不单单是做衣服，还可做成文化用品。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说宣州是“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552]。可知宣州布帛之丰盛。宣州地区出产麻织品的地区较广，可考的除溧阳县外，广德县也出布。后唐保大八年，广德县改为广德制置，《太平寰宇记》卷103记其土产中有布。当涂县天宝时种麻业相当兴盛，李白曾云：“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也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553]石门山在当涂县东，桑麻到处可见，手工纺织该是当地优势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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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布开元时列第四等，属中等品。此后随着丝绸产品的丰富，越州主要以出产丝织品为主，关于越州布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其实中唐以后越州仍在生产麻类布品，越州布虽不代表江南的最高水平，但生产的布料还是比较精美的。越州主要生产苎布和葛布两种产品。《全唐诗》卷245韩翃《送客还江东》云：“一壶先醉桃枝簟，百和初熏苎布衣。”越州人穿的都是苎布衣服，这当然是越州本地出产的，就连北方人也知道越州有这样的穿着。《全唐诗》卷260秦系《山中奉寄钱起员外兼简苗发员外》云：“空山岁计是胡麻，穷海无梁泛一槎。”秦系天宝末避乱剡县山中，所以这儿的空山当指剡县山区。《嘉泰会稽志》卷17《布帛》云：“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粗，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强口者，去剡十里。”此虽是宋代情况，但可与唐五代情况参照，可知剡县是出产麻布的，但质量一般，因为符合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所以生产还是比较兴旺的。秦。系又有《题镜湖野老所居》，云：“沤苎成鱼网，枯根是酒卮。”[554]如此山阴县也生产苎布。上引《嘉泰会稽志》卷17又云：“苎之精者，本出苎罗山……今外诸邑独暨阳尤能以苎为布，虽不逮旧，盖苎罗遗俗云。”苎罗山在诸暨县，山以苎名，肯定是时间久远，推测在唐五代时期是有可能的。至南宋时，诸暨县大部分的地方已不能生产苎布，即使少量地方生产，但技术已不如前。越州也出产葛布，《全唐诗》卷487鲍溶《采葛行》云：“葛丝茸茸春雪体，深涧择泉清处洗。殷勤十指蚕吐丝，当窗袅袅声高机。织成一尺无一两，供进天子五月衣。……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越州优质葛布曾进贡朝廷，今存史料已不见记载，但越州葛布纺织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至宋代时，“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然则旧邦机杼，或者久不传矣”[555]，宋人的猜测显然是有一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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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是江南麻织的中等发达区，60年代在新疆考古中发现了兰溪县脚布一端，布上有墨书题记：“婺州 兰溪县归德乡 囗招里吴德吴护两人共一端作脚布 鲍良囗”[556]英国人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古墓盗走的唐代庸调布和租布中也有婺州布。其中庸调布上墨书题记云：“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姚君才庸调布一端 神龙二年八月 日”租布墨书题记云：“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 光宅元年十一月 日”[557]可见七世纪初叶，婺州兰溪县出产麻布，瑞山、归德两乡都有生产，说明当地麻布纺织是比较普遍的。信安县其时属婺州，但两年后划入新成立的衢州，因此之后的衢州也是大量生产麻布，开元时产品质量与婺州同属第五等。唐朝后期，衢州白苎是有一定名气的。衢州刺史徐员外曾赠刘禹锡“缟苎”，所以刘禹锡很高兴，有“远放歌声分白苎”之句[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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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台、明是江南麻布纺织最落后的两州。台州在开元时作为赋税向朝廷交苎布，但从未作过贡品，布列为第七等，显然质量较差。不过台州一些地区确也有麻布生产，《嘉定赤城志》卷36《风土门》云：“有葛、苎、麻三种，皆织其皮为之。”这是指宋代情况，唐五代可能也是如此。同书卷25《水》云：“孝女湖在县西三十里平野中……唐时有汪氏女，苦节不嫁，纺织以奉其亲。”这儿纺织的应是麻布，说明宁海县是出产布匹的。明州未见有上贡布的记载，但在一些地区也有生产。《宝庆四明志》卷4《叙产》云：“俗不甚事蚕桑纺绩，故布帛皆贵于他郡。……象山苎布最细，曰女儿布，其尤细者也。”宋朝总体上不甚事纺织而象山县有苎布出产的情景，其实在唐五代就是如此。牛僧孺《玄怪录》卷3“卢公涣”条云：“黄门侍郎卢公涣，为明州刺史。属邑象山县，溪谷迥无人处。有盗发墓者……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君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卢涣不知何时为明州刺史，郁贤皓《唐刺史考》不见著录，估计在唐代中期。为盗墓而在周围种麻，当地人不以为怪，说明象山一直是产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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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江南麻布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布质量高者如宣、常、湖、苏等州，在国内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发展缓慢州如台、明等，仅少部分地方产布，而且质量又极其一般。评价江南的麻布生产，既要注意其发展的广泛性，又要注意各地区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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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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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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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润州，是唐至五代时期江南的重要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唐以后，润州为浙江西道观察使治所，成为江淮转输要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探索唐至五代润州地区的经济及其发展特色，是有深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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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润州下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等县。至唐末，上元县划至昇州，与今天镇江所辖区域基本接近。为方便论述，本文所称的润州区域范围主要是指除上元县以外的其他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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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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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五代时期，润州经济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生产在不断飞速向前发展。承接了六朝人民的辛勤开发，润州和苏、常、湖、杭等州共同成为南方农业生产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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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农业的发展，与六朝时期大量兴建的水利工程有关。如：南朝时已修建曲阿后湖（练湖），每年春夏雨水充沛时，湖边的农民就引水灌溉庄稼；丹阳县东北三十里的新丰塘，晋元帝时兴修，“成灌溉之利”[559]，农田大受其益；半属丹阳半属金坛的吴塘，方圆三十里，萧梁吴游兴造。大大小小众多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大量土地得到灌溉。《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引萧子良的话说：“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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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如金坛县东南的南、北谢塘，高祖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560]，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修，使两塘可灌溉千余顷水田。再如练湖本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宗永泰年间韦损为润州刺史时，针对练湖被老百姓筑堤横截取湖地作农田，致使湖面日狭无法贮水的情况，采取措施将农田恢复为湖面，修建斗门，以通灌溉，使湖面扩大至周长为八十余里；句容县西的绛岩湖，可溉句容和上元九乡的水田，唐高宗麟德和代宗大历年间两次修筑，“收功济时，道甚明远，开田万顷，赡户九乡”[561]。进入五代，各级官员继续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如练湖，“兵乱之后，民残湖废……自此近湖人户耕湖为田，后来弓量，赋称租籍，农商失恃，渔樵失业，河渠失利，租庸失计”。南唐昇元年间，丹阳县令吕延祯对练湖进行全面疏浚整治，“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发挥[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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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为润州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强劲动力。唐人诗文中，有不少润州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记载。诗人张祜来到丹阳隐居，“四隅疏积潦，万顷控平田”。又说：“野食不妨菰作饭，园蔬何必稻为荠。”[563]刘长卿登上润州城楼向西瞭望，一望无际的稻田令他诗兴大发：“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蒋州。”[564]南唐诗人李中站在城楼上，也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565]。《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年间韦坚为水陆转运使，为迎合玄宗，将南方各州特产用二、三百艘小船运到广运潭，润州的特产主要是丝织品。此外，这些船中“皆有米”，说明南方各州都是优质稻谷的生产区，润州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浙西是唐代水稻的生产基地，“其范围北起润州、南达杭州，西止江宁的太湖流域”[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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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稻外，润州的粮食作物还有粟和麦。南方虽不是粟的主要产区，但润州地区种植数量还是不少。《新唐书·地理志》润州土贡有黄粟，应是当地的特产。唐贞元中，常州录事参军李哲的家在丹阳县，曾收到一书信说：“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意谓润州市场上粟价较低，一船竹子可以交换一船粟米。这说明润州是种粟的，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主粮[567]。润州也有不少麦的种植。唐代诗人张祜在丹阳写了不少诗歌，一再提到当地种植的麦作物，如：“殷勤东郭外，春麦又苗青”、“翟枝惊鸟噤，流麦分人咍。”[568]许浑说润州城南丁卯桥的夏天，“箪凉初熟麦”[569]。结合两位诗人的诗句，润州春天是麦苗青青，至初夏就能够收获，从作物种植时间上推测有可能和水稻成一年两季轮作。南唐诗人李中诗云：“极目青青陇麦齐，野塘波阔下凫鹥。”[570]说明至五代时润州是大面积种植麦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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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陆龟蒙诗中说“新刈女桑肥”[571]，指的是丹阳县农村种桑的景象。许浑长期在丁卯桥生活，有众多种桑养蚕的诗句，如“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572]。润州南部茅山山区也是大量种桑养蚕：“帘前白艾惊春燕，篱上青桑待晚蚕。”[573]唐末五代，“（李）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见到“老幼十余人皆聚桑林中”[574]，说明农民种桑成林是随处可见，大力发展养蚕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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