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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旧唐书》卷155《穆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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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新唐书》卷214《吴少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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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五月条引《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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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唐大诏令集》卷124宪宗《破淄青李师道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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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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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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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太平广记》卷390引《中朝故事》“韩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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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闰十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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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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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新五代史》卷68《南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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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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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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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可参：赖存理《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薛平拴《论唐代的胡商》，载《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等。本文这儿所指的外国概念，基本上依照了谢海平先生在书中所使用的“外国人”概念，即大体上指唐代五代时期被称为“胡”概念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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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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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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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韩）朴永锡等：《张保皋的新研究》，《莞岛文化院》，师事文化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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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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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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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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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转引自宋岘：《唐代扬州的大食商人》，《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不过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说：“伊本·郭大贝在《省道志》中记述了犹太商人从波斯湾海道到中国和新罗的航程……书中列举的中国海港共有四处，自南而北有龙景……，广府（广州），越府（明州），江都（扬州）。伊本·郭大贝说……越州距离广州有八日之遥，是中都督府治所，所以有越府之称。越州的海港是甬江和余姚江汇合处的明州，著名的青瓷便由这里输往海外。”尽管翻译的原文、作者名、书名不一样，但怀疑所指的是同一本书。由于未见原文，书中谈到的到底是犹太商人还是阿拉伯商人，尚有待于方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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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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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3《忠懿王妃孙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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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册府元龟》卷181《帝王部·疑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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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6《南山胜迹·胜相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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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十国春秋》卷85《滕彦休传》云：“天宝八年，出使于契丹，大得契丹心。明年复报聘。……十三年五月，武肃王复令彦休使契丹，兼馈犀角、珊瑚诸物。契丹主大悦，授彦休官，遣还。彦休往反契丹者数四，沿海溯河，跋涉险阻，辑睦邻封，为功居多焉。”由于陆路受阻，吴越交通契丹的路线只能是海路。南唐从金陵通过海路与契丹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如《资治通鉴》卷281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五月，“吴徐知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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