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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曾经谈到，唐代前期常会提升官员的散官阶一级或数级以优宠致仕官员；武则天以后，“泛阶渐多”，散阶越授越滥，散品不受重视，中唐以后遂以改授或提升职事品为主[109]。因此为了在官员中推行致仕，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政府给致仕官员升官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利用了致仕制度的这个特点和致仕年龄的灵活性，一些官员通过提出致仕希冀能提升职位。有官员年龄不到，身体很好，却主动提出致仕，实际上是对官位有更高的欲求，想引起皇帝的注意，满足自己个人利益。如睦州刺史张後胤（俊裔），“因入朝乞骸骨”。唐太宗说：“朕与卿刺史资以自养，何谓即求致仕?”对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还私第，时见阙庭。”张後胤曾为唐太宗讲经，与唐太宗是师生关系。唐太宗知道他“气力犹强”，是想得到一个更高级别的官位，所以授予他国子祭酒，张後胤遂高高兴兴地上任了[110]。直到高宗永徽中他才正式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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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龄致仕，或者因身体原因提前致仕，是官员注重伦理道德的表现，因此致仕者往往被人敬重。所以有人利用致仕，来获取好名声。韦况隐居于王屋山，德宗时征召为拾遗，他不愿意做。后来征为起居郎，结果做了半年他就离职了。征召为司封员外郎，以生病辞。宪宗元和初年，以谏议大夫征，只做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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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他就“乞骸骨，以庶子致仕”。官职越来越高，但他通过致仕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看得出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任官、辞职、致仕，韦况利用制度的游戏规则，既得到了实惠，又博得了好名声。史家评论说：“轩冕之家，高尚自处，四征终去，时人美之。”[111]又云：“况虽世贵，而志冲远，不为声利所迁，当时重其风操。”[112]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致仕，韦况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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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社会拥护官员退休的制度，同时在官员中也达成了共识，因而对钻致仕政策空子的人，特别是到了年龄不愿退休的现象往往给予严厉的批评。《朝野佥载》的作者张 生活在唐代前半期，他评价侯知一不愿退休是“兽面人心”。他引用尚书台官员们的话，说侯知一“非名教中人”，“是王化外物”[113]。也就是说侯知一是不具有伦理道德的人，与唐朝官员通常的做法不同，因而人品十分低劣。前述柳公权并不是不肯主动退休，而是国家需要他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过了七十岁体力一定要充盈，念错贺词，遭人讥讽，《东观奏记》的作者评论说：“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高郢致仕，时为中书舍人的裴度在起草制书时说：“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高郢唐宪宗初年提出致仕时七十不到，而宰相杜佑已年逾七十，却没有意思主动提出致仕，所以裴度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抨击杜佑是寡廉无耻[114]。不过根据《旧唐书》卷147《杜佑传》，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杜佑在之后不久也提出了致仕：“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半推半就之下，杜佑并没有真退休。到了元和七年，杜佑得了重病，才真正想要退休，“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五个月后，七十八岁的杜佑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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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有《不致仕》一诗，一般认为是讽刺杜佑的。诗中说：“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115]按白居易的说法，七十致仕这是人人都知的规定，但总有不少人假装听不到，虽已八、九十岁了，体质很差，眼力不济，腰腿无力，牙齿落光，却不肯主动提出退休。这些人纯粹是为了贪图名利，想为子孙挣点好处。白居易认为讲究道德的做法应当是“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从杜佑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就是白居易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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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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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对致仕制度认识的成熟，是致仕制度能够有效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官员致仕后的生活态度，同样是致仕制度顺利实施的切实保证。如果退休后的官员因为失去权力而心存不满，或者不安心目前生活而人人锐意进取去关心政治，还想捞个一官半职，就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推行。对政府来说，是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来保证致仕官员的利益少受损失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而在官员方面而言，他们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平静的心理因素决定了致仕是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养老尊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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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乞骸骨获皇帝批准后，一般都是回到老家退居田舍。司农卿刘某多次上书要求退休，朝廷批准了，“门列行马，室县安车，远寓于汜右，近持于越宝，闲心用晦，物有自亲，启足归全，神无所祷”[116]。看来他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家里生活比较安定。许多退休官员开始追求舒适闲养的生活状态，不再过问政治，也不和官员有来往。萧嵩以太子太师致仕归第后，于园林种植了不少果树，“优游闲养，不交人事，自赡十有余年”[117]。白居易致仕后，给友人的诗说：“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自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飧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羡保釐。”[118]吃着山珍海味，生活自由自在，感觉什么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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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官员从官位退下来后，专心管理自己家里的私事。《太平广记》卷242“张长史”条记载临济令李回妻张氏的父亲为庐州长史，告老归后，因为李回对其女儿不好，所以特地到临济去教训女婿。还有不少官员提出致仕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年迈的父母亲，因而致仕后侍养双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如一位温姓给事中，虽然自己任官三十余年，却“为子未能报鞠育之恩”。他的母亲已八十高寿了，“志力衰谢，体气虚羸，”而且还得了风疾，长期躺在床上，因此这位官员不再“贪荣徇禄”，而是请求罢官归养[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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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有经济实力的官员修池筑山，平素与家里人喝酒歌唱吟咏，过着神仙般的悠闲生活。李百药悬车告老后，“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燕赏，以舒平生之志”。尉迟敬德在家也是“穿筑池台，崇饰绮罗，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120]。开元时宰相李日知退休后，“及归田园，不事产业，但葺构池亭，多引后进，与之谈燕”[121]。这种现象在退休官员中十分普遍。如卢简求咸通初年，在都城自己的园林别墅中，“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如是者累年”[122]。曹州离孤县丞高某，“因阶秩满告老归闲，闭郊扉于南野，习岸居于东涧，诗书琴酒，以观先达之风，山水丘园，将为遗老之赏”[123]。由于致仕官员的经济待遇仍然很高，因而不少人都有自己的别墅园宅，生活质量较高，能真正做到自得其乐，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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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官员养闲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经常外出游山玩水。如张说致仕后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124]。卢绍为工部尚书，以年耆乞骸骨，授太子太保致仕。其兄卢渥也是以重德告老，家于华阴，“绍与渥遨游林泉，陶乐度岁，子弟皆显达，辞禄归养，时人荣之”[125]。许多致仕官员的生活其乐融融，快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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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官员致仕时身体的确不好，所以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家主要是静心养病，医疗身体。如宋璟退休后，“退归东都私第，屏绝人事，以就医药”。开元二十二年，玄宗驾幸东都，宋璟曾在路边迎谒，估计和玄宗仅是照了一面。此后“上遣荣王亲劳问之，自是频遣使送药饵”，表示出对退休高官的关心。开元二十五年，七十五岁的宋璟去世[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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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官员以热衷信奉佛、道作为安心养闲的生活方式，以导引摄养作为精神寄托。尉迟敬德退休后，“笃信神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127]。萧嵩以太子太师致仕后，“合药修炼”，静心修炼。再如白居易，到了晚年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白居易六十八岁得病后“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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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彻底相信佛教了，结果“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到了死的时候，还让家人将自己葬在如满大师塔的旁边[128]。官员们到了年老时，往往身体每况愈下，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当时盛传的佛、道，通过宗教来治疗疾病，依靠宗教使自己的信仰得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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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读书，著书立说，是一些官员过的另一种悠闲生活。昭文馆学士柳冲致仕后，在家辛勤笔耕。唐玄宗开元二年，玄宗敕柳冲和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后，赐绢百疋[129]。玄宗时，尚书左丞张说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等因政见不合产生矛盾，玄宗让张说致仕回家，“仍令在家修史”。可以说，编书读书，是官员休闲养性的一种积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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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官员致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远离政治生活。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对致仕目的认识比较清晰，对致仕后的生活态度比较鲜明，认为致仕后应该具有一种平静心态，提倡过一种悠闲愉悦生活，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今天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对悠闲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达观的生活精神，它对致仕这一政治制度的实行有着十分准确的领会和理解。这种生活态度，使得唐朝的致仕制度能够顺利地推行，同时也使人们追求的尊老养老的理想模式得以实现。因此通常认为致仕后官员们热衷于游山玩水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那些关心朝政、心萦政治者才是积极的生活态度的看法，应该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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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官员管理制度，致仕的推行，可以有效地解决官僚队伍的老化问题，可以保证年轻官员能顺利地进入各级岗位，为统治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政权机构由年岁较大的官员所掌控，必然会出现政事的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一制度在唐代日益完善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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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仕制度在唐朝三百年的时段中愈益走向完善和合理，得到了官员们的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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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身体健康、伦理道德和礼法规范，唐朝的大部分官员认为按政府的具体规定，致仕是十分合理的一种行为，因此到了年纪官员都应主动地递交申请致仕的报告。即使皇帝有所挽留，许多人仍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唐朝致仕制度能够顺利推行，离不开官员们对这一制度观念上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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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致仕制度的设计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一些国家特别需要的官员可以延缓致仕，而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官员也不必拘泥于年龄规定可以提前退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得到了官员的普遍认可。延缓致仕者并没有因为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心安理得，却不时会提出致仕的要求；想提前退休者认识到占住官位而身体不能胜任是对国家的损害，因而常会主动及时提出回家休养的打算。官员中也有一些道德风尚不是很高者不肯退休，或者利用致仕规则而谋求一点私利，在全社会已基本形成到了年龄应致仕这种思想的前提下，他们会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因而社会舆论迫使那些没有很好遵守致仕规定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压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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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致仕后远离政事，不再和官员交往，回到老家静心养病，修池筑馆，游山玩水，这样的一种生活悠闲态度，反映了他们对致仕制度有着一种既理性又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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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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