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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官员养闲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经常外出游山玩水。如张说致仕后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124]。卢绍为工部尚书，以年耆乞骸骨，授太子太保致仕。其兄卢渥也是以重德告老，家于华阴，“绍与渥遨游林泉，陶乐度岁，子弟皆显达，辞禄归养，时人荣之”[125]。许多致仕官员的生活其乐融融，快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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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官员致仕时身体的确不好，所以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家主要是静心养病，医疗身体。如宋璟退休后，“退归东都私第，屏绝人事，以就医药”。开元二十二年，玄宗驾幸东都，宋璟曾在路边迎谒，估计和玄宗仅是照了一面。此后“上遣荣王亲劳问之，自是频遣使送药饵”，表示出对退休高官的关心。开元二十五年，七十五岁的宋璟去世[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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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官员以热衷信奉佛、道作为安心养闲的生活方式，以导引摄养作为精神寄托。尉迟敬德退休后，“笃信神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127]。萧嵩以太子太师致仕后，“合药修炼”，静心修炼。再如白居易，到了晚年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白居易六十八岁得病后“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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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彻底相信佛教了，结果“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到了死的时候，还让家人将自己葬在如满大师塔的旁边[128]。官员们到了年老时，往往身体每况愈下，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当时盛传的佛、道，通过宗教来治疗疾病，依靠宗教使自己的信仰得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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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读书，著书立说，是一些官员过的另一种悠闲生活。昭文馆学士柳冲致仕后，在家辛勤笔耕。唐玄宗开元二年，玄宗敕柳冲和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后，赐绢百疋[129]。玄宗时，尚书左丞张说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等因政见不合产生矛盾，玄宗让张说致仕回家，“仍令在家修史”。可以说，编书读书，是官员休闲养性的一种积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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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官员致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远离政治生活。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对致仕目的认识比较清晰，对致仕后的生活态度比较鲜明，认为致仕后应该具有一种平静心态，提倡过一种悠闲愉悦生活，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今天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对悠闲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达观的生活精神，它对致仕这一政治制度的实行有着十分准确的领会和理解。这种生活态度，使得唐朝的致仕制度能够顺利地推行，同时也使人们追求的尊老养老的理想模式得以实现。因此通常认为致仕后官员们热衷于游山玩水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那些关心朝政、心萦政治者才是积极的生活态度的看法，应该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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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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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官员管理制度，致仕的推行，可以有效地解决官僚队伍的老化问题，可以保证年轻官员能顺利地进入各级岗位，为统治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政权机构由年岁较大的官员所掌控，必然会出现政事的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一制度在唐代日益完善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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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仕制度在唐朝三百年的时段中愈益走向完善和合理，得到了官员们的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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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身体健康、伦理道德和礼法规范，唐朝的大部分官员认为按政府的具体规定，致仕是十分合理的一种行为，因此到了年纪官员都应主动地递交申请致仕的报告。即使皇帝有所挽留，许多人仍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唐朝致仕制度能够顺利推行，离不开官员们对这一制度观念上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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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致仕制度的设计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一些国家特别需要的官员可以延缓致仕，而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官员也不必拘泥于年龄规定可以提前退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得到了官员的普遍认可。延缓致仕者并没有因为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心安理得，却不时会提出致仕的要求；想提前退休者认识到占住官位而身体不能胜任是对国家的损害，因而常会主动及时提出回家休养的打算。官员中也有一些道德风尚不是很高者不肯退休，或者利用致仕规则而谋求一点私利，在全社会已基本形成到了年龄应致仕这种思想的前提下，他们会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因而社会舆论迫使那些没有很好遵守致仕规定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压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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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致仕后远离政事，不再和官员交往，回到老家静心养病，修池筑馆，游山玩水，这样的一种生活悠闲态度，反映了他们对致仕制度有着一种既理性又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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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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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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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姚崇传》云：“然（崇）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这样两个问题：（1）张说和姚崇有“素憾”，不但结怨时间较长，而且结怨较深。（2）由于张说结交玄宗弟岐王范，姚崇和玄宗是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将其免相，在这一点上，姚崇的立场其实就是玄宗的立场。我们不禁要问：姚崇和张说的“素憾”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姚崇以张说和岐王结交一事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赶出京城?这与玄宗又有哪些关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背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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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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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即位后，马上进行政权建设。他首先大大地奖励那些为把自己推上皇帝宝座而流过血汗的人，如立玄宗为太子；钟绍京、刘幽求等人封国公，任为宰相；太平公主的三子封为异姓王等。其次，他任命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前朝大臣为宰相，如姚元之（崇）、宋璟、李日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等，辅助自己执掌国家大权。由于诛韦后主要靠的是中央禁军的力量，所以控制政权更为重要的一招是任命四个儿子分统禁军：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卫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卫大将军[130]。必须指出的是，睿宗在位短短数年，由于政治斗争中的互相消耗，实际上无什么政绩可言，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影响和活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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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韦后之后，国家大权除主要控制在睿宗手里，太平公主的力量也不可忽略。由于太平公主拥立了睿宗，所以“益尊重，乃加实封五千户”，“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131]。“公主所欲，上无不听”[132]。因此太平公主对政局有较大的影响力，睿宗的决策往往受其牵制。太平公主还“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四出其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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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为皇太子，玄宗作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出现在睿宗朝政治舞台上，这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势力发展较快。主要辅助玄宗的大臣是两位很有才干的宰相，一为兵部尚书姚崇，这时兼太子右庶子，另一是吏部尚书宋璟，时兼太子左庶子，就是这两人后来辅助玄宗创造出了“开元之治”的辉煌局面。其实，两人原本与玄宗关系并不紧密，武则天时姚崇曾拜相王府长史，与睿宗关系较为密切，因而睿宗托以重任提为宰相。这两人是杰出的政治家，吏治能力很强，如宋璟，任吏部尚书前，“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请托滋甚。崔湜、郑愔相次典选，为权门所制，九流失叙，预用两年员阙注拟，不足，更置比冬选人，大为士庶所叹”。宋璟接任后，“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134]。两人具有出色才能，因而为玄宗赏识，两人与玄宗的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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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政治力量迅速发展的另一表现是玄宗和禁军将领勾结紧密，抱成一团。诛韦后前，玄宗在京师就“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并且和羽林军下属的左右万骑营关系十分特别，“皆厚结其豪杰”。诛韦后事件中，万骑是玄宗利用的主要军事力量，“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亦预其谋”。在葛顺福的鼓动下，“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攻玄德门、白兽门，一直斩杀到太极殿前[135]。睿宗当政期间，禁军名义上是诸王子担任大将军，但实际大权掌握在葛顺福等禁军军官手中。不久，左右万骑脱离左右羽林，与羽林一起号称北门四军，但主要军权仍为葛顺福、王毛仲、张等与玄宗关系紧密的将领掌握。毫不怀疑，尽管太平公主也把手伸进禁军队伍中，控制了一部分将士，但禁军的主要力量是站在玄宗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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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太平公主、玄宗这三股政治势力形成鼎立的局面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三股势力互有矛盾，互相牵制。《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公主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可见，玄宗、太平公主都想从睿宗手里分享政治权力，控制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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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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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政治力量并存在一个时期，矛盾势必会激化、加剧。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学界很少注意的一个问题。诛韦后前，睿宗并无问鼎帝位之意。最初，玄宗、刘幽求等也仅是想推立睿宗辅助温王。至太平公主硬逼温王让出位子，睿宗才糊里糊涂地正式登基，所以政变时玄宗也不可能存有当太子的想法。睿宗做了皇帝，就打算立太子，但“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功，意久不定”，犹豫不决。睿宗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估计他真实本意是想立嫡长子成器，但考虑玄宗有功自己，且已有较大势力，所以处于两难境地。直至刘幽求说：“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最在，语德最贤，无可疑者。”睿宗才最后立了玄宗为太子[136]。至于今存史书上谈到成器推辞云：“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玄宗又表让，那无非是玄宗朝修史者对玄宗的美化，不必去深加推敲。不过，尽管后来玄宗被立为皇太子，但他对睿宗的犹豫不决有了看法，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同时，成器是嫡长子，几乎成了他被立的障碍，所以玄宗对成器处处加以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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